后溪村是宁德西郊的一个山村，与福州罗源毗邻，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于2016年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从后溪村向西约700米，通往崇寿寺的古道边有一座崇福堂，过了崇福堂再往前走几分钟就算是罗源中房林家村的地界。在崇寿寺前不远处，还有一座崇宁宫，足可见得这一条古道上的信仰活动之繁盛。

崇福堂坐北朝南位于一处缓坡中间，面前的一片梯田现在是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古道自东北向西南绕过，东侧不远处的大樟树下还有一间林公大王的小庙。崇福堂的本体面阔五间进深七柱，如果按另一种偏官式的描述方法，就是方三间、副阶周匝（其实不适用这种方法）。从种种痕迹可以看出，崇福堂早年无实墙围合，明次三间为厅堂，以板壁和门扇为隔断，梢间做房，前方设游廊，廊柱用方柱。现在的青砖墙应是清代或更晚添加。厅堂内明间用五架梁减中柱。五架梁上不落驼峰，而是做一斗三升承平梁，平梁过栌斗作弯枋（劄牵）状插入前后金柱柱头，相较一般弯枋托于平梁下的做法，结构整体性更强。平梁上再落栌斗、叠两拱的弯枋、一斗三升、脊烛（脊束）承脊檩。

脊檩下皮有墨书，若以肉眼则一个字都看不见，在红外相机下，方能够依稀辨认出方向相对的两半题记：“大明嘉靖拾捌年（1539年）己亥嵗冬修”和“□□（似乎是‘萬曆’）□□□年己未嵗冬重修”。后金柱后一檩下皮有比较清晰的墨书：“峕大清康熙陸年丁未嵗孟秋念贰乙未吉旦重脩”，年号部分被有心人擦拭过（可惜那人大概率看不到脊檩下的墨书）。

崇福堂形制完整，大量使用圆梁、覆斗柱础，弯枋斗栱浑厚有力，基本保留了全套明代木构，早期闽东建筑特征凸出，实属难能可贵。

崇福堂于2020年被公布为历史建筑（公布年代为清代），还未被登记为文物。四普在即，入保之事仍不宜迟，以崇福堂的价值和状态，完全可以跳级提升。

近年，后溪村在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中连带修缮了崇福堂。从结果来看，崇福堂仅翻修了屋面和围墙，大木结构虽然有所糟朽但基本没有更换。右侧一座辅房本就不是很古，改建倒也合宜。从厅堂内新旧相间的椽板就可以看出，实施修缮的人是懂古建的。虽然崇福堂还不是文物，整个修缮仍然符合文物修缮“最小干预”的原则，建筑原有的风貌得到很好地保留，甚至比部分文物修得还好。否则贸然大修，恐怕重要的明代题记早已付之一炬。

据相关新闻报道，“村两委、村老人会和有识人士组成的‘后溪村历史文化保护小组’，对村内的历史建筑、文物古迹等进行登记造册，并实行挂牌保护。他们组织编制的《后溪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应为传统村落保护规划）与《后溪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要求任何建设规划、旅游开发都要服从于规划。所有古建筑一律不得拆除，新村建设需要与古村落严格划分。”

可以看出后溪村是有文化的，村里的祖厅、宗祠也都得到修缮，传统村落保护的钱用到了对的地方。对待古建筑就好比赡养老人，宗旨是延年益寿，要点平时注重保养维护，方可小病不至于拖成大病。祝愿崇福堂、古道和周围的田园风光永驻。

同样是中国传统村落，反观路上余氏，嫌弃老人老了、病了，给老人拔管子，然后新找一个四不像来当自己祖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高下立判。

先划重点：南平建瓯郑魏福善堂大殿随脊檩下皮发现题记“維 至大元年戊申八月初九日乙未主缘府城……募衆重建 上祝”，证实郑魏福善堂大殿主体为公元1308年所建，也是福建目前唯一确证的元代木构^[注1]。

福善堂也称福善庵，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迪口镇郑魏村中部，为一组乡土庙宇建筑组群，整体坐南朝北，由大殿、戏台、樵楼、左右偏殿等组成。据传说，福善堂为先于郑魏两姓之前的张氏张福善所盖，故始建年代或可上溯至宋。

福善堂大殿面阔三间，进深六柱，前檐柱、外金柱间设船篷轩廊，轩廊经过重修为清代构造，殿内则风格迥异。殿内梁架为穿斗、抬梁混合式，用扛梁（四椽栿）减明间中柱，扛梁上为层叠逻辑结构，驼峰上承栌斗接劄牵出丁头栱再承平梁，平梁上坐驼峰、重栱、脊束承托脊檩和随脊檩，次间缝架则全部为穿斗结构。殿内四柱等高，上下收杀呈梭形，柱身直径约460毫米，柱脚直径约420毫米，柱头接栌斗，再接重栱、劄牵等托下金檩。前内金柱明次间隔架上均用一攒一斗六升，后金柱隔架明间用两攒一斗六升，次间不施斗栱（未见斗栱痕迹）。整个大殿仅殿内四柱施柱础，前内金柱为素面覆斗式石础，后金柱为素面覆盆式木础，其余木柱均直接落于磉墩。

福善堂大殿主体结构比较完整，梭柱、柱础、驼峰、替木等带有明显的早期特征，平面柱网、构架梁栿等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建造、石仿木结构的南平顺昌宝山寺大殿颇有相似之处，驼峰、劄牵、重栱等局部构造甚至更加复杂。

根据现场介绍牌，戏台樵楼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建，飞檐翘角藻井垂花，典型清晚期风格。坐偏殿有前后两座，后座建于1982年，前座建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三开间，梁架为本地庙宇常见式样。右偏殿面阔一间，现存进深四柱，原应有五柱，前廊有平天花，偏殿内前部做复水屋面。1951年，郑魏村小学在福善堂创立，为公办初级小学，学生数十人。1960年福善堂被辟为公共食堂，大队礼堂建成后公共场所才转移。后福善堂恢复民俗信仰活动，日常为村民休息活动的场所，每逢过年过节，福善堂是村民祭拜和聚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1982年福善堂大殿局部修缮，但用料粗陋细小，与原构相去甚远。2017年再修，将部分1982年的构件更换，再查缺补漏，略加修整，今所见之木料如新、地砖未裂者是也。

多年以来，郑魏村以福善堂中的戏台为亮点，吸引游客，大殿等则往往被一笔带过。虽有传大殿为元明建筑，但上部梁架由于长年烟熏火燎通体黝黑，题记无从找寻，仅能从风格粗略断代，无法确证。此次借由红外相机拍摄，终于发现多处污迹下的墨书题记，尤其以大殿随脊檩下皮的纪年题记最为重大：“維 至大元年戊申八月初九日乙未主缘府城……募衆重建 上祝”，即公元1308年8月25日，结合建筑本身的构造、风格，可以断定郑魏福善堂大殿就是福建第一座明确的元代木构，也更加佐证自身宋代始建的可能。而且，之前中国东南地区已知的元代木构中最早的武义延福寺建于元延祐四年（1317年），比福善堂大殿晚了9年，或可称福善堂大殿为东南最早元构。

其余各处还有许多题记，部分经红外摄影得以辨识^[注2]。入口门廊处随脊檩下皮发现一处维修题记：“峕大清康熙四拾四年歲次乙酉胁月拾贰壬寅之吉募衆重整”，即公元1705年，大殿的前廊可能是在此次重整中改建。大殿明间两侧平梁下：“都繩梓堂魏天福”、“□吉梅谷魏長孫”；大殿前廊梁栿下皮：“和坊泥水匠馮禪旺”、“都繩墨謝世興”；以及多处吉语。此外，原来大殿内梁枋、斗栱上隐约可见的彩绘，在红外摄影中更加显露，局部可辨识出联环、丁字回纹、莲花荷叶等，部分能在《营造法式》中找到对应图样。

福善堂入口边上立有一通《義倉碑記》，正面纪事，背面芳名，正面全文如下^[注3]：

義安合乡/公议積貯/廣行接済/以裕食用/切念我里/左边西隅/𦾔有廟宇/堂稱明教/原設香灯/二十餘畆/僧亡堂塌/產入民家/二八欺隱/三七拋荒/今可稽考/十僅二三/神明默識/鍳察彌彰/有意盜賣/常見破耗/無心誤買/情不自安/夜深念及/憂疑百般/思欲棄置/安頓無端/兹我伯叔/和仝商議/明教雖廢/福善端荘/誠心願退/郎爲樂捐/租各公𠬧/暫存是菴/年給福首/酌行薄息/分貸四方/立定條規/上交下接/毋怠毋忽/本息加增/盈滿倉箱/易銀生發/利亦從寬/不須十載/大有可覌/補路修桥/毋庸苦劝/吉用凶需/有借不妨/善哉積貯/利済無疆/較归寺院/养僧胡為/豈不逺勝/質諸龙天/普度万類/諒亦神歡/理有可據/事𡱆当行/遵須弗倦/閭里生光/雖不获福/永免災殃/謹勒扵碑/逺垂不朽
乾隆五十年乙巳十月 日 仝合鄉公立

据此碑可知，距离郑魏不远原有明教庙宇，荒废以后乡民回收田产，在福善庵（堂）设立义仓，既可接济乡里，也可投入公共事务，就如同现在设立公益基金会，可谓意义重大。

根据现场的文物公示牌，福善堂目前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也称文物点），登记年代为明代。就算是明代大殿，文物点的身份也未免显得憋屈，更不用说现在确认为元代木构，何日能够晋升文保单位，值得期待。除了福善堂大殿，福建省内近些年新发现许多有据可查的早期木构建筑，如安溪宝峰岩（明永乐）、漳平龙见宫（1482年）、尤溪卓氏祠堂（明成化）、古田路上余氏祖祠（1499年）、仙游三会张氏祠堂（1503年，已拆除）、大田宏农堂（明成化至弘治）、永泰仙瓢境（1513年）等等等等，都没有任何保护身份，或仅为历史建筑、文物点，这值得引起重视。

注释：
注1：现有建瓯榧村大圣庙大殿，2013年公布为省保时年代登记为元。笔者踏察后认为大部分应为清代结构，建筑上也未找到“元统”题记。
注2：感谢刘妍团队在辨识墨书过程中鼎力相助。
注3：碑文由刘妍与笔者共同抄录。

后记：自2017年首次见到郑魏福善堂，就对其念念不忘，此后也常常与友人王天祥聊起，还包括省内许多的早期木构，特别是其中未能断代的那些。天祥曾与我聊起想要挑几座有潜力的早期木构做C-14测定，虽不精确但多少能够提供一份相对客观的参考，其中当仁不让的第一名就是郑魏福善堂。后来天祥还专门带他的好友刘拓去建瓯看了值庆桥和福善堂。我们也曾探讨过搞一台红外相机的可能，现在看来当时过分高估了改机的难度，如果能够早一些……如今斯人已去，此事终有回响。慎终追远，以为追思。

前几个月，Wordpress 更新到 6.1 版本后，我的文章中原有的图库（画廊）全部失去应有的排列，变成一张张依次竖着垒在一起。看样子要么是 6.1 版本的 BUG，要么是主题需要与时俱进地更新了。我使用的 Nikkon 主题已经两年没有更新，看来是停止维护了，经过试验，换成其它新的主题确实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我实在找不到另一个如此简洁而且符合我的需求的主题。只好让那些图片就这么一直垒着。

大概是 WP 确实已经式微，尤其是在中文互联网，连 6.1 的相关新闻都找不到几条（毕竟博客都死光了）。于是我改用英文查找解决方案，还真在官方论坛找到了同样的反馈：

https://wordpress.org/support/topic/wordpress-gallery-not-working-with-6-1/

看样子网友认为是 6.1 版本的 BUG，且更新到 6.1.1 之后仍然没有解决。不过，在第二页楼主找到并分享了一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似乎在中文互联网从来没有人给出过，我把方法贴过来，希望能帮到受到同样困扰的朋友（如果真有）。

在 WP 后台中的“外观”—“主题文件编辑器”—“Stylesheet (style.css)”中加入以下代码即可：

.is-layout-flex {
  display: flex;
  flex-wrap: wrap;
}

效果如图

一、潜在的匠作谱系

在宁德屏南，有一类特殊的、立体的龙凤木雕，专门放置于形如巨伞的藻井之下，从藻井的四面共同指向藻井中心，形成极强的聚拢、拱卫的感觉，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最有名的案例是已经成为“国保”的漈下村龙漈仙宫，在殿中心的梁架上，左右各雕两只凤首，四角各做一条游龙，强化了藻井效果，同时也是祭拜的空间。有的文献把龙凤木雕与马仙信仰联系起来：“马仙终究藉由灵犀巨笔、以及带有葫芦之伞而收服了龙所代表的自然荒莽力量、将之回转导向上天并形成了和谐的宇宙”^[1]，继而龙凤与藻井共同营造了升仙道场的意象。

在这一案例中，龙凤木雕不仅不为其它马仙信仰的庙宇所见，而且上脱离了一般木雕图画式的、孤立片段的表达局限，而参与到烘托整体空间的氛围，自然而然得到研究者的推崇。龙与凤只是外在的形象，这些木雕构件在建筑中的本质都是斗栱的一部分，而不是纯粹的装饰构件。

根据笔者粗浅的一点调查，龙凤木雕与藻井的固定组合，仅仅能在屏南范围不大的几处地方发现实例。当然每个案例之间并不是绝对的一致，而是忽略了表面形象之后，可以发现这种固定组合有别于常见闽东藻井的独特性，可以从构造和构件关系上加以界定，建立一个框架：

1、内金柱之间正方形的核心空间上方做圆形如意斗栱转接螺旋藻井；
2、内金柱上（角蝉处）斜出丁头栱两到三跳，计心造做法，上托藻井下抹角平綦枋，并做龙首雕刻；
3、内金柱之间左右的四椽栿与前后额枋等高等厚，其上均做两攒连拱弯枋、一斗三升（或异形横栱），栌斗上灿栱^[注1]向内做凤首雕刻；

那么能够纳入以上框架下的建筑计有以下几处：

建筑	时代	信仰	特征
漈下村龙漈仙宫	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之前，明隆庆三年（1569）重建	马仙	共有四龙四凤，角蝉处斗栱三跳，龙首位于斗栱中部
墘源村门亭	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	五灵公	共有四龙四凤，角蝉处斗栱两跳，龙首位于斗栱下方
上凤溪村包公殿	始建不详，丁巳年重建（推测为清乾隆二年1737年）	包公（包拯）	共有四龙八凤，角蝉处斗栱三跳
长汾村花亭	始建于明弘治元年（1488），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重建	五灵公	共有四龙，灿栱凤首抽象化，角蝉处斗栱两跳，龙首位于斗栱下方
古厦村花桥	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重建	临水陈夫人	灿栱全部丢失，角蝉处不做斗栱，做竖向龙形木雕四处

从信仰方面来看，这一固定的组合并不独属于马仙信仰，也确实没有出现在其它供奉马仙的庙宇中，而是在地域上呈现了集中的特征。而从时代上看，这些案例要么是明中期建筑，要么（很可能）有明代的底本，而且越晚重建的建筑，其偏离框架的程度越大——换句话说，重建的时间越晚，存古的程度越低，而越趋于主流样式。

在乡土建筑中，一些特殊的形式或技艺通常只有少数匠人使用，通过师承关系传承给下一代匠人而形成一种在相对固定的习惯，被称为谱系。匠作的谱系可能会随着技艺的改进或者交流发生演变。而如果由完全不同谱系的匠人来重建一座建筑，即便有意地去模仿，也难免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谱系特征。

那么或许可以作出一个不太严谨的猜想：以上固定组合作为一种地方特有的庙宇形制，短暂流行于明代中期古田（屏南当时还属于古田）一小部分区域的一支或几支匠人队伍中，随后一部分特征得到保留并逐渐流传开来了，一部分特征则被舍弃而仅存在于原先的建筑中。例如只关注角禅处做斗栱的特征的话，还能够找到陆地村陈夫人宫、玉源村拓主殿、康公庙等相对晚期的案例。

这一猜想如果能过得到更多的案例加以佐证的话，那么就可以那把这种特殊的藻井组合作为形制分期的依据，帮助为其它建筑确定年代，尤其是本文真正的主角——前汾溪村郑公殿。

二、前汾溪村郑公殿

2.1 地理

前汾溪是宁德屏南县西部山中的一处自然村。这里是典型的闽东丘陵地貌——八山一水一分田，高高低低的山峦之间、曲折的溪水串起点缀在山谷盆地的小村。从北边里汾溪村流经的汾溪，汇入大碑河再向长桥流去；从屏南县城海拔直降三百米而来的公路在双溪汇流的地方一分为二，分别向西通往路下乡和向南去到长桥镇。前汾溪村就在这水、陆交汇和分流的要冲，沿着相对平坦的河滩凸岸水平铺开，一条古道自东北向西南穿过，出村不过百余米坐落有三处水尾小庙，分别是林公殿、郑公殿和陈夫人殿。从郑公殿的位置，到漈下村龙漈仙宫和上凤溪村包公殿的直线距离分别只有7.2公里和7.7公里。

2.2 建筑

郑公殿位于大碑河东南岸、通往长桥镇的公路下。根据原来殿前挂的一块简介牌，郑公殿系该村二世祖所建，供奉本村祖公、祖婆，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村庄历史约有九百多年）。目前郑公殿还没有任何保护身份。

郑公殿坐东南朝西北，面阔三间进深七柱，单檐歇山顶，正面檐柱用木门窗封闭并做风雨板，左右有夯土墙至插栱下。檐柱内为轩廊，用三步叠斗梁架、船篷轩顶，廊内侧前外金柱处原有一道隔断仅存左半边。殿内明间减中柱，四根内金柱略呈梭形，为正方形平面，四面额枋等高且均做连拱弯枋两攒，弯枋上雕花横栱大部分缺失，仅存两处留有展翅的鸟首木雕灿栱。次间柱梁上原有大量斗栱大都残缺不全，仅左次间前部留有相对完整的铺作状斗栱和平綦天花。梁枋以上木构件表面绘有大量彩绘。后内金柱以后的木构件全部为现代更换，原貌无存。石柱础均为圆柱形或覆斗形。

殿内塑像皆现代制作，郑公像设于殿内正方形核心空间后部，其后为江孺人像，左右次间立有侍从像。殿内左侧靠墙有一座化宝炉，双层，有灰塑彩绘，应为清代样式。

整体而言，郑公殿已经呈现了明显的明代建筑风貌，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缩小时间范围。

2.3 题记

庙宇在建造时一般会在脊檩等主要位置，墨书题写当时的朝代年月等关键信息。非常遗憾在郑公殿中没能找到这一最重要也最直接的证据，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得知建筑的精确年代。

不过在前廊发现檩下钉有一块薄木板，依稀可见十分模糊的墨书，借助红外相机^[注2]大约可以识别：“峕大清康熙陆拾壹年歲次壬寅季夏暑月二十□（贰？）乙亥吉日丁丑良辰重修□美萬载興隆大吉□”等字，也就是公元1722年8月3日有过一次重修。

在前廊左次间内侧额枋上钉有一块捐造“郑二尊公案前香炉”的木制芳名牌，落款为“嘉庆二十年正月/吉日/合乡仝立”。

在殿内，内四柱的四面额枋底部均阴刻有吉祥祝语^[注3]。另外在殿内各处梁下发现多处郑氏裔孙族亲捐银的记录，如果能够在前汾溪村郑氏的族谱中找到对应的人物，那对于建筑断代将是非常关键的证据。

三、推理与想象

此时的郑公殿状态已经相当破落，除了原本的构件因经年累月而残损糟朽，还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改建和勉为其难的维修。正面粗陋的门窗大约是近几十年才加装上去，原本应该是一个敞开的通廊；殿的后半部大概曾经严重损坏，用简陋的木料和结构加以替换，抹去了几乎所有的建筑信息。

通过殿内繁复的木雕、斗栱、彩绘等，不难看出郑公殿原本是一座非常华丽的庙宇，现如今需要一些调查和推理，我们才能想象它原本的风采。

3.1 构造与空间

建筑前廊部分的结构保存比较完整，前外金柱明间原本开门，从地面可以看出原本还有门枕，左侧仅存的灰板壁上保留着文官和马夫两幅比较完整的壁画。次间一梁圆作，梁下以替木承托，两端无板壁等隔断。

殿内，明间的前内外金柱间为两步架，二梁上用的是驼峰、札牵的做法，且遍妆彩绘没有天花，相当于室内的又一层的走廊空间。左次间的前内外金柱还保留了一处比较完整的平綦天花，由金柱柱身斜出两跳丁头栱、前后额枋上一斗三升出一跳华栱托素枋，平綦天花铺墁。左次间的前后内金柱间斗栱保留较多，可见斗栱天花形制与金柱前类似，只是多了一层。

最核心的内金柱之间的平吊顶为现代铺设。每根内金柱内侧，在略高于梁栿的位置各有三处榫眼，且第一个榫眼都留有丁头栱，说明原本各有一攒斗栱向中心伸出。四面梁栿上平綦枋各有两处榫眼，其形状与平綦枋相同，可知原有抹角枋，并由内金柱上斜出的斗栱承托。后期平天花以上为穿斗草架，显然原本就有藻井。那么这个核心空间就高度符合前文所归纳的形制框架，可以与其它几处案例并列比较。

在后内金柱之后，虽然原构无存，但从后内金柱上残留的部分丁头栱可以看出，原本后内外金柱间，三个开间也都有斗栱天花。也就是说，在殿内的次间也全都使用了平綦天花，甚至连漈下村龙漈仙宫都没有做到这么复杂。在之前的文章中有过讨论，这是一种“铺作状藻井”，不仅是大木构件的尺度，而且是在模拟抬梁结构中铺作层的特征，若套用宋《营造法式》的分类，这就是在模仿“殿堂”^[注4]，是一种提升建筑规格的手法。在使用这种手法的建筑中，郑公殿也是体量最小的之一，约略与南平真君殿的明代部分相当。而从整个建筑内外层次的复杂度和平面的尺度来看，郑公殿也比前文的五座都要更高阶。

在次间的外侧原本都有板壁隔断，现有的夯土墙距离木柱有一定距离、高度也没有到顶，是为了避开挑檐斗栱，说明夯土墙是后来的添加，时间应在清代以后。

3.2 构件

郑公殿的整体用材较大，四根内金柱为梭柱，颇有宋元遗风。斗栱造型简洁、曲线缓和有力，是比较典型本地早期式样，尤其各处散斗均为皿斗且尺寸规格与漈下龙漈仙宫完全相同。前廊驼峰卷草式样也与漈下龙漈仙宫相似，殿内驼峰则与明嘉靖年间的闽侯南屿林春泽故居式样相同。连拱弯枋平缓舒展，下端浮雕卷草纹，与连江旺庄祖厝、长乐西园祖厝的卷草纹类似，都是闽东明代建筑特征。其它如雀替、桁机等，也可以在其它明代建筑中找到参照。

另外，郑公殿的檐柱用的都是闽东典型明代式样的覆斗式柱础；而在明间前后金柱共有八个柱础，曲线更圆滑，不仅櫍础一体（简而言之就是地面以上以下是一体的）^[注5]，甚至还有类似“盆唇”的线脚，为宋元样式，应当是郑公殿初建时的原物，足可以佐证八百多年的历史不虚。

3.3 彩绘

郑公殿的梁栿、斗栱上全都绘有彩画，虽然褪色严重，但图案内容基本可辨，在同类小体量的庙宇中十分难得。郑公殿的彩画按照位置和构件大体可以分为：1、柱身在梁栿高度以上（相当于“柱头”）画龟背纹；2、扁作的梁栿上作包袱锦彩画，包袱巾内绘有凤、莲花卷草或者龟背锦，内额和四椽栿两端还绘有莲花卷草（相当于“卡子”）；3、圆作梁上作三段式彩绘，内容基本为莲花卷草，部分梁上两端有箍头；4、素枋、平綦枋上绘几何重复纹样，如卷草、仰莲、龟背、海波、云纹等；5、斗栱上画简单的莲花卷草；6、天花上绘云纹、莲花卷草。

郑公殿的彩画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用色以白、黑、红为主，白色为底，然后用黑色描画线条，再填上红色（或其它颜色），填色最先褪去后，留下大面积的白底黑线。这一现象也出现在建瓯黄村值庆桥（明弘治）、大田杞溪通驷桥（明弘治）、漈下花桥（清康熙）、漈下峙国亭（清康熙），至清中期以后几乎不见。二是图案构图、线条比较随意，用笔较粗，远不及狮峰寺大殿等高等级建筑来得细腻严谨。三是彩画与木构件在构图上有意配合、相辅相成，如连拱弯枋的卷草纹与莲花彩画、月梁的斜项与包袱锦彩画，说明彩画是建筑初建时的设计。

总之，现存的彩画年代应不晚于清康熙六十一年重修的时间，或可以称为明式彩画[注6]。

3.4 一种可能的原貌

以上通过仔细收集郑公殿中的蛛丝马迹，虽然大致能够推敲出一些缺失的结构，但由于缺失的构件实在太多，想要准确无误地还原完整的面貌几乎不可能。比如说，整个圆形藻井都没有了，虽然可以根据相似案例判断它是圆形如意斗栱转接螺旋藻井，但是却无法得知藻井有几层、每一层由多少斗栱组成。再比如，根据内金柱内侧斜向的三个榫眼可以知道角蝉处有斗栱，并且很大概率与漈下龙漈仙宫的形制类似，但不能绝对保证一定不是类似上凤溪村包公殿那种没有龙的斗栱。

建筑的考古还原一方面依靠建筑本身的线索，另一方面也十分倚仗研究的深度和准确性。上文所作的分析和推测未必准确，但至少可以保证不与现有的证据相冲突，来去想象一种可能的原貌。

四、翻新与修缮

对于一座村中小庙，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年久失修，反而是大张旗鼓的翻修“重光”。前者相当于是慢性病，小修小补哪怕不修不补，至少还能相处一段时间；后者却常常如投胎转世，叫人无法承认还与前世今生有什么关联。

偏偏怕什么就来什么。今年7月的时候朋友说郑公殿被村民翻修了，万幸拆倒是没拆，不幸是换了很多新料，已经在铺新瓦了。

4.1 得与失

即使是最严格的保护修缮，过程中都会有难以避免的损失。真正以保护为目的的干预，与破坏性的翻修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关于“最低限度干预”就说到：“必须避免过度干预造成对文物古迹价值和历史、文化信息的改变”。

这次经过现场盘点，村民的翻修对郑公殿已经造成的损失有：

1、前外金柱处灰板壁上的两幅文官、马夫的壁画被拆毁；
2、清代的化宝炉被拆除；
3、次间残留的斗栱天花全部被拆除，代之以新做的露明草架；
4、新做的斗栱、平綦枋全部不符合原来的样式；
5、原有的屋脊全部被拆毁，新做的屋脊采用外来的样式；
6、过度更换不必更换的旧构件，导致构件连同彩画信息一同丢失；
7、前廊无中生有地新做了美人靠、窗户，后部用砖新砌了一道墙体；
8、强行安装不符合原本规格的构件破坏榫眼。

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更不用说正在安装的塑像和射灯，和可能即将发生的全部重新油漆。

非要苦中作乐地讲，这次翻修也不是完全乱修，至少没有全拆了重建嘛！就比如这次拆了檐柱的隔断恢复前廊，说明村民对这个廊还是有记忆的（也侧面说明隔断加装的时间不长）；再比如新做的塑像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上，数量也没有增加，还把供案补上了（可惜是大理石的）。相比很多被夷为平地的庙宇，郑公殿还算幸运的了。

4.2 新媒介的窗口

（仿）古建筑的建造和修缮在今天已经远离了现代人的视野。人们习惯了（仿）古建筑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建造结果，而突然显现在公园、街边或者商业体内，根本不需要去深究形式、构造、材料、工艺等等在实际设计和建造时才需要考虑的因素。即便是非常瞩目的古建筑在修缮的时候（或者地标性的仿古建筑在建造的时候），也都是采用封闭施工的方式，不被外人所知。（仿）古建筑的建造过程就像一个神秘的黑箱，所以诸如“不用一根铁钉”这样盲目夸大的谣言才能大行其道。

这次正好就有人把这种神秘的过程作为宣传卖点。抖音上有一个叫“乡村观察员毛哥”的帐号，用大量短视频“全程直播”了郑公殿翻修的过程，高峰时每天1～3条抖音连续发了一个多月，内容包括工地现场的情况、对村民和工人的采访，以及自己对建筑的讲解等等，其中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非正规的建造活动[注7]，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像抖音这样的下沉平台，这也未尝不是了解现代乡村建造活动的新窗口（甚至是非常好的社会学、人类学的数字田野）。

从抖音短视频可以看到，今年4月底村民就聚在郑公殿内筹备翻修事宜了。6月底材料进场，开始卸瓦，正式动工。到7月底，木构就已经修缮完成，新的藻井已经安装，屋面也全部铺好，仅用一个月时间，主体基本施工完毕。按照6月8日^[注8]，博主对翻修郑公殿的主持人郑老先生的采访，这个项目“无论如何今年年底一定要交房”。

由于短视频平台短平快的特点，一个短视频如果不能在几秒内抓人眼球，就很可能会马上被“划掉”，所以很多短视频的封面就是一句话的大字简介。在“乡村观察员毛哥”关于郑公殿一系列的短视频封面上，就有三次直呼郑公殿是“伟大的艺术品”_{（7.9，7.18，7.19）}，也曾在解说中称郑公殿是“艺术的宝库”_（8.13）。当博主介绍这次翻修的时候，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_（7.1）、“是一项伟大的工程”_（7.11）；采访郑老先生的时候，则说这是“为了下一代更好的发展”_（7.27）。

特别有意思的是，新的藻井被博主、工匠和郑老先生称为“玄天”，仿佛是一件玄妙而高超的艺术品，值得抱以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大约有二十多条短视频都是拍摄藻井的制作和安装的过程。在视频中，博主常常与网友互动，提出设问“谁认识这是什么”_（7.23），反复讲解玄天“是什么东西”_（7.20）、“有多少种说法”_（7.27）、“如何诞生的”_（7.26），甚至“第一次做这么大的”_（7.22）、“只会做讲不来理论”_（7.16），着重渲染了这次翻修的难度和采用的技艺之高超。博主采访工匠的时候，会夸赞他们“老手艺人”_（7.18）、“做玄天学了40多年”_（7.22）、“像匠人一样思考”_（7.26）。

通览所有的视频^[注9]，从博主、工匠和郑老先生的语言和表情中，都不难感受到一种朴素而直接的热情和自豪感。

4.3 回不去的传统和留不下的遗产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像郑公殿这样的乡土公共建筑，每几十年到几百年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修缮、改造乃至重建，最小的修缮只需要翻修屋面等易损部位，让主体得以延年益寿。按照传统的工程组织流程，乡民们的代表（一般称作董事、缘首）与工匠会直接议定工程的规模和主要内容，而施工的细节通常由工匠自行把握——这也就和当下郑公殿的组织方式非常接近——甲方（乡民）的意图和乙方（工匠）的水平就决定了整个工程的结果。而在今天，一项“正规”的工程还要有政府、专家、设计、监理乃至公众的共同参与，参与的因素越多，其结果就越难预测，过程就越难回溯。

在郑公殿这一例中，乡民的愿望显然是传承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但是，当面对前廊那两幅尚属完整的壁画的时候，却又说“壁画无法保存怎么办”、“灰做不出，已经烂得一塌糊涂没办法”_（8.27）。工匠们被认为是“老手艺人”，“对传统技艺有一定见解”_（8.16），却在安装藻井的时候，连角蝉处枋木斗栱的位置和尺寸都完全错误，没有用上的旧榫眼只好用一块木料填塞_（图45）。而至今躺在郑公殿门口长了草的垃圾堆里的那些尚能使用的可以辨认出彩画的斗栱木料^_（图46）分明地告诉我们，他们既没能力阅读理解建筑中的信息，恐怕也无法意识到缺少了7处天花、代之以草架的郑公殿，是被实实在在地降低了规格。

一点也不否认其中各方的竭力用心，但是更需要被看到的是，现况与传统之间巨大的鸿沟。传统可以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它就潜藏在材料、形制和工艺等建筑的细节里。而掌握这些细节是有门槛的。过去，门槛埋在传统的土壤里，家家户户都居住在传统建中，不断使用和维护，即使是目不识书的白丁，也对建筑的优良高低有着基本的认识。现在传统的土壤没了，门槛就显得不可逾越，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越过，从中挖掘传统建筑真实的模样。所以，满怀热忱却大行破坏遗产之事才会屡见不鲜。

五、勿谓言之不预

去年也就是2021年，曾有朋友非常有先见之明地试图通过私下的渠道来“预保护”这座“无保”建筑，但实在没想到村民的热情来得如此迅速而猛烈。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渠道能为没有身份的遗产^[注10]提供亟需的保护，甚至找不到一个真正有关的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往往出于对自身的“责任感”，对于官方保护名单之外的文化遗产，无论是否已经知晓，都要保持在场和不在场的假象。老建筑们只能随波逐流、自求多福。

郑公殿算是曾有过好运的，身后十米处每天呼啸着的国道竟然没有在十年前就从它身上直接碾过，我们才仍能看到一些残山剩水。事实上没有被发现，或者发现后仍然消失，才是发生在老建筑身上的常态。今天能够看到的老建筑多少都算有过好运，就算是华林寺大殿，也仅仅是因为能够当作仓库而幸免于拆除。或许在历史悄然滑过的某个节点上，还有另一座“华林寺”；或许在现在的某个犄角旮旯，还有另一个“郑公殿”。

当消亡是命中注定的时候，如果还有什么能够“留给下一代”，那便只好是记录了。

注释：
[注1] “灿栱”为闽南一带叫法，此处指与横栱正交伸出的单栱，一般有雕刻，不参与结构出挑。
[注2] 感谢刘妍老师借用红外相机。
[注3] 祝语如下：
前：山河朝壯埊（地）仙㞐（居）地產英賢
后：風水回還𠀘（天）神現天延福貴
左：鄭公顯跡啓中𠀡（天）日月亗（歲）光
右：拓主威靈伺下土風雲亗（歲）會
[注4] “殿堂”的特点是内外柱等高，整个木结构从下到上划分为三层：柱网层、铺作层和屋架层，殿内均有天花。
[注5] 按照宋《营造法式》，支撑木柱的在地面上下是一个整体的石构件称为柱础，地面以上部分称为櫍（也有人写为礩）、覆盆；而到了明清以后地面上下大都是分离的、各自独立制作，通常称呼地面以上的为柱础。
[注6] “明式彩画”是指明代所作, 或后人在原作上重绘但留有明代特征的彩画。
[注7] “非正规”指的是非官方主导，或不受官方严格约束的建造活动。
[注8] 日期表示视频发布时间，不代表拍摄时间，下同。
[注9] 不推荐过多观看该系列视频，对身心有伤害。
[注10] 此处需要特别强调用词是“（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文物”——前者是基于价值的判断，而后者是由权力赋予的一种身份——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参考文献：
[1] 萧百兴. 屏南漈下龙漈仙宫之空间形构初探:一个符号学的解读[J]. 2015年中国建筑史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 2015: 246-254.

我和王天祥从多早以前认识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对地方建筑史有着远超年龄的熟稔。天祥是宁德福安人，同属广义的闽东地区当然也对福州的老建筑有兴趣，更重要的是他对各地的建筑史、艺术史都秉持着广泛而且深入的志趣。以天祥涉猎之广泛，在各个艺术圈中都不乏同好，不过他在公众领域算是相当低调。迄今为止他做得最“张扬”的事大概就是为福安穆阳的一座明代大厅众筹“撑伞”。

2017年元旦，那是我第一次前往福安，之前我向天祥请教福安首先应看哪些地方。他把福安的城关、阳头、穆阳等等一下子都给我罗列出来，从福安特色的教堂到茶商地主的豪宅，从遍布彩画的祠堂到几经更替的寺庙，尤其说到那些高古雄浑的早期建筑，更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甚至连走哪条巷子、何时拐弯、穿过哪处大门都给我一一提前指出。仅有三天的我当然不能穷尽福安的物华天宝，只能优先选取那些重要或者急迫的几处，其中就有穆阳的大厅堂。

说来这座大厅堂，已经不算是籍籍无名——这俗名本就代表了建筑在当地的显赫地位，而前几年已被摸底普查和测绘，并收入《乡土福安》一书中。可是这么重要的建筑却迟迟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法律层面的承认和保护——它既不是文物，也没有被公布为历史建筑。当我在曲折的巷弄中找到这座大厅的时候，一方面惊叹于它的高古瑰丽，另一方面更惊讶于其危如累卵之貌。回去后我向天祥表达了担忧——大厅有可能撑不过下一个台风季了。

（后来天祥大概带他的好友刘拓去看过大厅，具体是什么时候我已记不得，如今两位先后辞世，再没机会向他们确认了罢。）

根据天祥的了解，大厅的使用者既无法承担修复所需的巨额费用，也缺乏科学保护这一重要古迹的动力。我们最后分析排除了其它途径，只能先做抢救性保护、支顶加固，起码能续命几年。后来天祥起草众筹的文章，洋洋洒洒一万多字，详细阐述大厅堂在建筑史上的价值，不惜笔墨长篇大论比较其它明代大厅、并试图解释古建筑中的专有名称。我暗自笑这是书生的古板，更明白字里行间蓬勃而出的是一颗赤子之心。我只帮他略做精简，突出一些通俗易懂的重点，以便阅读。

好在众筹还算顺利，筹得薄款两三万，一个多月后就搭起了脚手架，支了一个彩钢板的雨棚，终于暂时让人放下心。

众筹还有另一个影响，就是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当地政府对这座大厅的兴趣，算是好事。不过修缮动辄几十上百万的资金，一时也没有出处；何况天祥觉得贸然动工，反而可能对建筑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到了2019年，穆阳评上历史文化名镇，有了上级的拨款，终于可以分出一部分来做大厅的修缮。资金有限，只好一期先做最急迫、最重要的大厅部分，边房、二进等以后再修。这次修缮请到了福州的专业团队来做设计和施工，对于一座非文物建筑来说算是相当高的待遇了。不过天祥仍不放心，从设计方案就开始“锱铢必较”，不时发来问题与我探讨。开工以后，天祥常常往返于福安与穆阳工地之间；到了外出上学的时候，又时时牵挂工地的种种状况。好在有位穆阳当地的乡贤，挺身而出充当起天祥、政府、施工之间的协调角色。对于一座没有征收的古建筑来说，修复工作总会遇到种种阻力，个中波折，可见这位乡贤所写的《穆阳大厅堂修复侧记》。这位乡贤常常将现场的情况和照片发给天祥，天祥有时又转发给我，一同研究和探讨解决的办法。

天祥对现场看得很仔细，梁上一个驼峰被装反了方向、梁下一个旧雀替没有归位安装，都被他一一揪了出来。我们一起研究了大厅地板的铺装，屏门和厅后板壁的形制做法，天祥甚至还编纂了一份整改意见发到前方，让那位经验丰富的工头颇有些光火。最令天祥气氛的是，一根金柱的表皮有些许糟朽空鼓，他们几方在现场本已商定好留旧不修，后来还是被工人挖去、嵌了新木料。他向我抱怨，而且特意收集了旧料、两次问我能不能把挖下的旧木头贴回去，我看了看那一箩筐碎木块，觉得他实在天真得可爱，只好告诉他，大概得请博物馆修碎陶罐的人来了。

这期间，天祥又与宁德的朋友，根据缪家相关的历史文献，考证出大厅的建造者实为缪催，而非缪一凤，并且将建造的时间缩小到明嘉靖三十五年（1557）至隆庆五年（1571）之间。（详见《明代穆阳缪氏大厅堂始建年代及其主人详考》）

2020年6月，大厅修完之后，我又去了一趟福安。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天祥。我们在阳头黄氏宗祠前碰头，天祥穿着一件已经卷了边的旧T恤，果然如传说中那般不修边幅，据他自己在朋友圈说，曾有一件旧大衣穿了8年（或更长）。他带我转了阳头、城关那些曾经跟我提到、但我又没走遍的地方，次日又去了穆阳。在大厅，一位住户老奶奶看到天祥就很熟悉的样子，问起他修房子的问题，天祥便用略显生疏的福安话给她解释。跟我则仍有些愤愤不平，说最好下一次修的时候能把之前的错误一并纠正。

相对而言，大厅这次修缮做得不算差的——要知道在如今的修复行业中，能把明代的斗栱做对、做像，都已经非常难得了。按照天祥的理想，“这座房子要当作艺术品（家具）来修”。当然大厅配得上这样优厚的待遇，只是现实太骨感。

到了这年10月，大厅第二期修复上马。第一期的专业施工队没回来，换了一家可能是做仿古建筑的来，更让天祥忧心忡忡了。这回他更加主动，甚至直接参与修复方案设计。第二进前檐有一根大梁，由于漏雨，榫头和木柱都已经烂掉，靠着临时的木柱支撑。为了保下这根大梁，天祥跟我讨论了支顶、钢板加固、钢索悬吊等多种方案，甚至还做好了出钱买梁以免被扔掉的准备。最后虽然没有完全按天祥的想法修，但至少在他的坚持下保住了这根大粱。更为棘手的是两侧回廊的修复方案。这两个回廊已毁多年，除了前后柱身的卯口，几乎没有其它痕迹，而且形制可能是孤例。根据仅有的一点线索，天祥画了好几种可能的回廊方案，从平面到剖面，一点一点推敲，再发给施工方。连现场挖出来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他都会研究是柱础还是花架之类的东西。天祥没有建筑史的科班背景，可做的事已经非常接近建筑考古学了。

到了二期尾声，天祥对整个修复依然不甚满意，连第一期的问题也没有改，念叨着有机会要全部再整改一次。他本与这座大厅无甚瓜葛，也不是通常工程中的任何一方，却是最费心的一人。按照古时候的说法，他这样的人当叫“缘首”，如果是修庙，他和乡贤的名字都要题写在梁下。

天祥选择研究生方向的时候，曾透露他想做建筑史的研究，被一些前辈所劝退。的确，建筑史是一个复杂、狭窄而且常常身不由己的方向；我也认同天祥这样天赋异禀的人，作为爱好者来做研究，可能发挥的空间更大。我也考虑过与天祥一起做一些闽东早期建筑的研究。我们还几次探讨要挑几座年代不详的高古建筑，挖一点样本去做C-14测定。后来他甚至问到了一家性价比很高的机构，搞不好今年就能付诸实践。

谁曾想，都没机会了。

时至今日，穆阳大厅仍然没有被列入文物或历史建筑，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如果天祥有遗愿的话，我想大厅的保护一定名列其中。

谨以此文纪念王天祥

在福州众多的老建筑中，如果只能看一座，或者只能推荐一座，那答案一定是华林寺大殿。

闽中有奇构

一般在介绍华林寺大殿的时候，不出三句话，一定会说到“建于北宋乾德二年（964年）”、“长江以南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前一句出自宋代的《三山志》：“钱氏十八年，其臣鲍修让为郡守，遂诛秽夷峨为佛庙，乾德二年也。”其时，直至公元978年被北宋吞并之前，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俶尚割据浙闽等地。只是吴越国长期使用北宋的年号，其名不为后人所知。所以从朝代上看，华林寺大殿实属不折不扣的五代建筑。而从时间上看，中国比华林寺大殿更早的木构建筑，也仅有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等不超过10座^[注1]，且全部位于气候干燥的北方地区。若要较真起来，华林寺大殿应当说是“黄河以南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对于湿润多雨、每年还要遭受台风侵扰的福建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而（80年代大修前）华林寺大殿的木料经过碳-14测定，得出结果为：“受测样品时间普遍达1200年，时间最早者达1400多年”^[1]。远远早于史籍文献中记载的创建年代。因而多有学者推测，时任郡守鲍修让建寺之时，拆卸了闽王宫的旧料，挪用至此。

无怪乎有此猜想，凡是亲临现场的人无不感叹大殿用材之粗巨，一改南方建筑婉约秀美之印象。梭形的大殿檐柱底径达64厘米，非两人以上不可环抱，其后仅有福州府文庙大成殿80厘米的内柱可出其右。而华林寺檐柱高仅4.78米（含柱础高0.2米），柱径：柱高比约为0.134。柱头硕大的铺作层总高达到3.57米（栌斗底至压槽枋），超过檐柱高的2/3，若以橑檐枋计算也有2.65米，超过柱高的1/2。这些数据甚至超过以斗栱雄大而著称的唐代佛光寺大殿，在后世的建筑中更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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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只看照片，没有身临其境的直观体验，华林寺大殿只不过是一座三开间的“小殿”，在以开间论等级的古建筑界，实属末流。

按照《营造法式》的规定：”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这句话前一半说的是每座建筑都有一个标准材（模数），后半句则规定标准材有八个等级，对应适用不同规模的建筑。而建筑的规模就是以开间数论大小。然后根据标准材就可以确定一座建筑的柱、梁、斗栱等主要构件的尺寸。照此规矩，华林寺大殿作为三开间厅堂造的建筑，本应对应五等材，但实际上大殿使用的单材规格为 30×15厘米^[注2]，相当于用一等材、七开间的佛光寺大殿，而殿内所用斗栱断面高度最大可达37厘米^[2]，所以常说华林寺大殿“用料超等”。

《营造法式》这部宋朝的“国标”成书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比华林寺创建晚了足足一百多年。以《营造法式》评判华林寺多少有些关公战秦琼的意味，就好比拿今天的《婚姻法》去判古人早婚。当然《营造法式》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继承和归纳总结了当时已经普遍使用的大木作法则。从唐、宋初、辽的建筑中，梁思成先生就发现了标准材的广泛使用。

现在看来，华林寺大殿上保留了许多早期中原建筑的特征，有些甚至在《营造法式》中也没有明确记载。还是以标准材为例，《营造法式》中规定材的广度和厚度之比一律是3:2，而华林寺大殿的这项比值为2：1，这是由一种省工省料的取材方法所决定的^[2]。

又比如，华林寺大殿中最重要也最为特殊的铺作层，其计算和命名方法至今仍是学术界的一大悬案。豆瓣网友“随安室”在《华林寺大殿的铺作》^[注3]中已经详细论证。在此仅略作简述。

《营造法式》中规定：

“出一跳谓之四铺作，出二跳谓之五铺作，出三跳谓之六铺作，出四跳谓之七铺作，出五跳谓之八铺作。”

即规定计数公式为：铺作数=出跳数+3。铺作层中华栱为水平出跳的构件，一层华栱出一跳为一杪，两层华栱两跳为双杪；而下昂作为斜置构件，可以在出跳的同时减少上升的高度，以便控制檐口的高度。所以杪与昂总是搭配成组地出现。那么以上公式通常被默认可以继续联等：铺作计数=出跳数+3=（杪数+昂数）+3。例如常见的铺作形式：单杪单下昂为五铺作（1+1+3）、单杪双下昂为六铺作（1+2+3）、双杪双下昂为七铺作（2+2+3），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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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公式到了华林寺大殿就出现了问题。华林寺大殿的铺作，从外观上看是双杪三下昂，应为八铺作；但是以出跳数计，仅出四跳，应为七铺作——这就产生了矛盾。《营造法式》中只作计数规定，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为了调和第二个公式不能联等的尴尬，学界长期以来的权威解释是：第三层昂为昂形耍头，所以不计数。

但是从华林寺大殿的剖面图来看，第三层昂的昂尾之长，直抵下平榑，是一个真正起到结构作用的杠杆，显然是真昂。矛盾就出现在，这一真昂没有继续出跳，橑檐枋直接落在下层令栱之上。所以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为八铺作，导致迟迟不能统一定名。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莆田元妙观三清殿，亦是双杪三下昂，第三层昂不出跳。对此特点，王贵祥先生在80年代初的研究中已经有了准确的认识：华林寺大殿外檐铺作第三层昂与外跳令栱相交，按其位置，应为昂形耍头，但其尾部，却同下两昂一样，起真昂的结构作用……耍头的出现，应是与令栱相交的昂渐退化的结果，则在耍头分位，仍用硕大真昂的作法，当系早期建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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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王贵祥先生亦把丁头栱（插栱）视为早于铺作斗栱的建筑遗制。在华林寺大殿的内柱柱身，均有出多跳插栱。而在山面铺作中，里转连续出五跳偷心华栱，更是国内仅见^[注4]。至于后世的福建明清建筑中，多见梁架或檐柱出连续多跳插栱承梁底或挑檐，溯其源头，则均视华林寺为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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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视觉上的连续多跳偷心斗栱，不仅成为地方建筑的特征，而且还出现在了远隔重洋的日本建筑中。

在日本镰仓时期（约12世纪末），名僧重源从中国南宋引进了一种建筑式样，因为用于重建奈良东大寺大佛殿，所以被称为”大佛样“。这种式样仅在日本流行了二十年左右就随着重源的去世而迅速消失，被从江浙一带引进的”禅宗样“所取代^[3]，留下的实例不过奈良东大寺大佛殿、南大门、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等寥寥数座而已。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田中淡就根据插栱这一特点，推测”大佛样“来自福建。建筑史学家傅熹年先生详细考察了福州华林寺大殿和莆田元妙观三清殿之后，从形制和特点着重分析了两地建筑的渊源关系。除了插栱之外，皿斗、斜抹栱眼、昂嘴曲线、梁底起䫜、梁头卷杀等等木作细节，大佛样与华林寺大殿福建早期建筑都呈现了高度的一致性。这些做法也几乎完全被本地的明清建筑所继承，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东南沿海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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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访华林寺

今人造访华林寺，需从华林路上十分显眼的山门进入。华林寺至今还执行着上个世纪的定价，门票仅2元，颇有古风的票券上附有华林寺大殿的手绘图景，如果有学生证等有效证件，还可以半票或免票，另外加1元便可得一份简介。连沙县小吃告别“一元进店”都已有十多年，各大景区门票动辄上百，华林寺的票价不可谓不良心。也好在门票没有取消，不高的门槛让欣赏古建筑的人没有负担，同时阻隔了不少闲人，所以华林寺内总是十分清净，很容易得到一人包场、独赏国保的尊贵待遇。

现在华林寺内，除了大殿本身，山门、配殿、回廊等都是上世纪80年代新建的。山门是一座三开间、歇山顶的仿宋建筑，颇有些缩小版大殿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山门斗栱用的是单杪双下昂五铺作，与大殿的斗栱一样，最上层的下昂不出跳，所以是只出两跳的五铺作。这显然没有照搬《营造法式》，而是取自大殿、再略作改造而成。同时山门的内部梁架也是采用福州本地风格的穿斗式结构，进深仅用三柱，体量、用材都较大殿缩小以烘托后者。山门的整个设计可谓仿古而不泥古，比今天的很多仿唐宋的建筑还要高明。

山门左右的墙上各嵌一方黑页岩石碑。右为参加八十年代落架大修工程的人员名录，左为杨秉纶撰文的《重修福州华林寺大殿记》，概述了华林寺大殿的历史、形制、修缮的缘由和内容，甚至使用了骈文：“砌石护础，增高台基；大殿落架，整旧如旧；修配构件，化学工艺；特制吻兽，高耸屋脊；檐牙交错，星落如雨；再造配殿，分列东西；铺设甬路，绿树依依；铺首衔环，山门威仪；围墙坚实，芳草萋萋。”两石碑均用繁体小楷，雕工如笔触，一如我们所见的各种古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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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门内用回廊连接两侧的配殿。回廊和配殿没有采用仿宋式样，而是结合了福州本地的明清风格，穿斗式缝架、青砖马鞍墙、双坡硬山顶，现在看来，倒一点儿不突兀。回廊两转角处各立一石碑，一为清康熙年“华林禅寺香灯碑”，碑文已漫灭不清；一为宋高宗赵构御书碑残碑，周身浅浮雕云纹，碑额正中篆书两行“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御书”，周饰雷纹，上刻火珠，两侧云龙缠绕，碑文仅存一“山”字，落款小字“德寿殿书”及一枚方印，是为御书。两配殿内存放着许多大殿上更换下的原构件，还有福州各地收集来的明清构件，和当年筹备的“福州市古代建筑博物馆”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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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门、东西配殿、大殿之间用十字形的条石甬路相连。正对着山门，1.2米高的石砌台基上，就是大殿了。大殿面阔三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明间减中柱，前内柱做斜毬纹槅扇门，将空间分为前廊和佛堂。前廊内有平棊天花，尽管压低了空间高度，但是梭柱、月梁和斗栱的巨大尺度带来的震撼已经扑面而来。进入殿内，空间一下子又高大宽广起来，使人不由自主的举目仰望，长大的昂尾和云形的驼峰引导视线向中间聚拢，则更显得高耸而崇敬。殿内没有了佛坛和神像，大殿正中摆放的是1:20的大殿模型，便于更方便地观察建筑的结构。模型共有两个，另一个存放在福建省博物院。两旁靠墙摆放了部分大殿上的原构，有柱、昂、驼峰、栌斗等，皆硕大而颓朽。千年的历史沧桑，较已经油漆了的大殿，在这些残构上更加强烈地冲击人们的感官。大殿内壁上张挂了一些展板，介绍福州各地的高古遗产，如唐代的闽王庙碑刻、五代的乌塔、宋代的陈太尉宫，等等。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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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回廊中，同样采用展板形式做的展览，名曰“福州古民居选萃展”。排版陈旧，内容杂乱，素材拙劣，错漏百出，实在不忍卒读。大殿的右侧草地中有一石头围成的神秘构件，刻有“防虞”二字，据考古人员介绍为1992年（在鼓屏路）出土，应该是防火之用。院内还散落这一处“古饮马泉”，和许多不知来历的石构件，其中不乏原华林寺的石香炉。而大殿翼角下的四根惹眼的钢柱，为何而加，修缮后又为何还在，不得而知，无人问津。这四根钢柱恰是华林寺现状的一个缩影。

总体而言，华林寺的展陈布置与其崇高的建筑地位相比，实在无法匹配，简直是云泥之别。对于一般的游客来说，进了华林寺实在不知道看什么，也是很正常的。这一点，如果去过宁波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相信会更有体会。

从越山吉祥禅院到华林寺

华林寺初名“越山吉祥禅院”，越山即屏山，因形如锦屏而名。至明正统九年（1444年），御赐匾额“华林寺”，遂改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在有文献记载的修建活动中，最早的是明代《八闽通志》：“宣德六年重建。”之后在清代多次修葺，清顺治初年、康熙七年重修（《福州府志》），乾隆三十八年、道光六年重修（《华林寺志》），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六年重建（林则徐），宣统三年小修^[4]，民国五年修理^[5]等数次。另外大殿内脊檩下题“皇清康熙三十有六年岁次丁丑嘉平穀旦重建”，前廊乳栿下题“大清道光肆年岁次甲申孟冬立”、“住山沙门洞宗四十世新灼重修”，山面乳栿下题“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戍孟夏吉旦信士林怡然重修敬立”。其中同治十三年题记今已无存，原位置已涂刷大漆。而道光四年题记显然与林则徐的碑文为同一次修葺，也是记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林则徐的《重修越山华林禅寺碑记》不仅记载了华林寺的历史演变及修缮经历，而且对当时的寺院组成也有详细描述。这块石碑在文革中下落不明，仅存拓本：（全文摘自《福州坊巷志——林家溱文史从稿》）

佛浮屠之宫，闽特盛，会城三山以数百十计。然唐宋古刹至今仅有存者，或存而上雨旁风，倾覆是惧，而越山华林寺独巍然。寺旧为吉祥禅院，钱氏有闽，郡守鲍修让创然，明正德赐额今名。顺治初年、康熙七年两修之。月异岁迁，分改将半。乾隆初，有主持本馥和尚等，重葺坏堕，椽桷一新。三传为今主僧牧庵上人，虑梵宇之就颓也，出橐中金，疕工建廊庑，且求诸施者修大殿、天王殿、僧寮，饰佛像，巩固钜丽，而寺遂还酒馆。以余所观前志所载，寺之遗规，西廊有转轮经藏，东廊有文昌祠、普陀岩。正殿之后，为法堂，法堂西为祖殿。其瑰诡殊绝，材美匠能者，久已荡为榛芜，不可复睹矣。而牧庵独能绍述先师之绪，不恡己力，积岁经营，杰构崔嵬，精庐幽敞；佛课弟子，晨钟夕呗；为南中祝圣道场，不其盛欤！工兴于嘉庆二十三年四月，至今夏竣事。牧庵欲余为文刊石以志之。牧庵名增辉，福州王氏子，曹洞正宗鼓山永觉禅师九世孙也。里人林则徐撰，董其棻书，道光六年六月x日。

在林钊的调查简报中，寺中原还有一块民国十七年的福建省政府告示碑，曰“寺创始唐朝，历千有余年……大殿，天王殿两处年久风雨损坏，由民国五年间苦积之衣钵资自行修理……”可见民国时期，华林寺的僧侣活动已十分孱弱，难以维持寺院的日常养护。

历次记录中，多次出现“重修”、“重建”等不同表述，结合实物来看，大殿在历次修葺中均没有大幅改建，除部分构件缺失、更换外，“不似有落架重建的痕迹”^[4]。大概古人并不像今人那样严格区分修缮与重建，或许只是在工程范围和规模上有所区分。

从发现到仅存大殿

华林寺大殿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发现，是在1953年5月第一次文物普查之中。那时福建省文管会文物组组长是林钊，他从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史地科毕业仅四年，便和同事们发现了华林寺大殿，并初步判断为南宋遗构。1955年又经南京工学院中国建筑研究室”勘察证实“，随即对屋面略做翻修。发现三年之后，也就是1956年，林钊便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福州华林寺大雄宝殿调查简报》。那时华林寺内不仅有大雄宝殿，还保留相当完整的寺院建筑群落，有三开间硬山顶的山门和五开间重檐歇山顶的天王殿，有经房、僧寮、明离殿（火神庙）、普济堂等大量附属建筑^[4]，还有林则徐撰文的《重修越山华林禅寺碑记》等数块石碑。

多亏了林钊等人慧眼识珠，华林寺大殿在1956年6月顺理成章地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文物古迹保护名单”。可惜后来未能入选1961年3月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时华林寺大殿作为新发现的宋代建筑，年代尚未明确，在福建虽属罕见，但还不足以跻身中国建筑史。而浙江的保国寺已确定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便作为“南方现有最早的木构建筑”入选^[6]。至1982年第二批“国保”公布之时，华林寺大殿已基本确认建造年代，夺得“南方现有最早的木构建筑”这一名号，顺利入选。^[注5]

林钊的这第一篇调查简报，记录了大量在其后曲折历史中渐渐丧失的宝贵信息。除了被复原成唐宋风貌的大雄宝殿，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切庙宇寺阁都湮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华林寺究竟如何从一座佛寺到“仅存大殿”，一般的资料仅用“几经兴废”一笔带过。其中真正原委，鲜有人知。

在福州解放后，华林寺便停止了宗教活动^[7]，根据后来的资料，寺址应被部队接管。

此时的华林寺基本保留了民国时期的遗存。简报中林钊画了一张华林寺大殿的平面图，显然与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平面图中，画出了方形柱顶石的是五代原始柱网，其外明清添加的两圈圆柱形成了副阶周匝，共同构成了面阔七间、进深九柱的平面格局。大殿内还保留了完整的佛坛、左右壁坛，并且供奉有如来、阿难、迦叶、金刚、护法、观音等完整的塑像群组。林钊评价这些塑像“经过了历代的修整而改变了旧观，原来的风格已不可得见”。

根据1959年的一份福建省文管会资料《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分级管理名单目录》，华林寺的山门为清代建筑，形制为三开间硬山顶；天王殿为清代重修，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歇山顶。大殿除了增建的两层柱子，殿中还有佛坛，上置释迦、阿难、迦叶、护法、天王、观音，两旁为十八罗汉、诸天，后檐有座佛、文殊、普贤。拥有非常齐整的佛教造像，但“面目已非旧貌”。后来这些塑像全都毁于“破四旧”运动。

而大殿本体，在普查中一经发现就立刻得到了重视。1953年6月也就是发现次月，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便给福建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发函《福州华林寺大雄宝殿系宋代建筑请妥为保护》：殿顶补漏必须先做，木构倾斜可依据实际情况以斜木支撑。8月，福建省文管会给省人民政府发函《为确保古文物建筑本市华林寺的安全特向军区司令部提出几点建议请予审查并转请军区司令部办理由》：福州市华林寺大雄宝殿系宋代建筑，极为重要，必须妥为保护，勿使破坏。建议：1、通报驻地部队干战同志进行文物政令的教育，重视该建筑物之意义和价值，积极协助保护，防止损坏；2、迁出堆存于大殿中的杂物，以保持通风，防止腐蚀；3、请考虑迁建该建筑物庇连之厨房，以保安全。（文件内容为概述，下同）同年又拨付五千余万元旧币用于修缮，后因军区占用，未能实施。

1955年接到福州佛教会来函及市文化处反映，大殿损坏严重，能否考虑修缮。经察看，与1953年比较，雨漏更为严重，梁柱继续损坏。应作适当修缮，暂予维持保护。后经请示，同意进行修缮。最终花费8649.88元，由福建省建筑公司第一直属公司完成了发现后的第一次修复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同年年底，华林寺大殿的月台便被“福建省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建筑工人拆除，移作军区建筑使用。”省文管会发觉后，认为“大殿月台是构成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建筑平面整体不可分割的东西，应和大殿建筑一样地完整保留下来“，“再三与军区管理处管理人员及李处长当面商谈，同意通知停工，待上报批复后按批复处理。”又没过几天，发现“该月台被拆除石条已全部用水泥代替敷好”。^[注6]

1956年2月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提出意见：1、大殿前的月台最好能保持原状，如原有石条已经用去，则同意军区修复办法（用其它石头修补）；2、大殿修理后，最好不使用，如军区必须使用则须保证文物安全。^[注7]

从后来的情况看，月台并没有得到恢复。

1956年4月福建省军区司令部给省人委发函，请求拆除华林寺附属部分破房及厕所、围墙。得到同意：拆除除大殿、天王殿、山门以外的建筑。^[注8]

至1962年3月福建省文化局给福州军区司令部的函中则提到”现存大雄宝殿“，很可能此时山门、天王殿已经灭失。函中还提到：本局拟向中央文化部推荐报请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华林寺大殿目前殿内堆满家具杂物，大殿走廊充作马厩，殿前经常堆放有杂草等易燃物，殿上梁架架设电线，附近安装有炉灶等，对文物保护极为不利。1、鉴于华林寺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历年来中央、省内外专家学者不断前来实地测量，对安全情况提了不少意见，为了便于科学界观瞻研究和使大殿内空气畅通，防止引起重铸起见，建议你部将殿内家具杂物迁出，拆除马厩、电线等，以确保文物安全。2、建议将大殿周围五公尺为保护范围，不得堆放易燃物品、不得改变原来环境…….加强安全措施和增加防火设备；3、安排专人管理巡查，并与文化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1963年福建省文化局又给福州市文化局发函《关于修缮华林寺的报告及省人委的批复》：自56年维修以来，因使用单位管理不善，引起建筑物发生破漏、蛀损、霉烂，建筑内外堆放垃圾。建议1、组织勘察，提出修缮计划，编造预算，早日安排，列为明年的修缮项目；2、大殿不宜继续使用，现福州军区已将殿内堆放的杂物迁出，请立即整饰门户，整洁内外环境，会同军区严加管理。

1965年9月各方共同召开座谈会，商讨华林寺的保护范围。拟定保护范围的四至：以华林寺建筑布局中轴线的大殿为中心（此文确认天王殿、山门”已倒塌拆除”，将来有条件时拟予复原重建）向外四面延伸。要求1、保护范围以内的一切建筑物，原建的收回，后建的要求使用单位拆迁，转轮经藏旧址（今军区厨房）即停止使用。大殿殿基北面外车道要求军区改线，辟为绿化空地。2、保护范围外缘筑围墙一周；3、平整土地，适当绿化。

1966年上半年，文化部门拨出专款，在大殿四周砌建围墙以资保护。同年6月，因“破四旧”运动，驻扎单位将殿内佛像被尽数推倒，须弥座夷为平地，并占用大殿作为俱乐部使用。1970年前后，福建省革命委员会进驻屏山，大殿被圈入机关用地。原预定将大殿拆除，“幸因当时机关事务管理局缺少仓库，大殿被利用为堆放杂物场所，免除了被拆之灾。当时殿前建起汽车修配厂，殿东侧即是锯木车间，殿东是机关车队的停车场，殿后盖起大楼”。“原能北泄的雨水因受阻而渗人大殿地下，造成地下水位升高，致大殿地面下沉，白蚁成灾。”^[9]殿的前后廊也就是明清增建的副阶，因妨碍机关大院交通，先后被锯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7]

文革以后，一份《关于华林寺大殿修缮专题报告》显示：该寺周围附属建筑物均被改拆，目前只留下一个大殿，为省革委会机关管理局作为仓库使用，大殿两旁搭雨盖，作为修理自行车和木工场。经多次检查，“发现梁架斗拱结构腐朽达三十多处，殿顶椽条腐烂占三分之一，严重漏雨”。有人建议将仅存的华林寺大殿迁建，“因周围均系现代化建筑物，从文物保护角度看，很不调和”。

至此，华林寺大殿已经危如累卵。

恰在此时，华林寺大殿终于迎来无数不幸之后的万幸。1979年，清华大学教授莫宗江赴厦门考察，路过福州。莫宗江教授非常客气地对福州市文管会的杨秉纶说：“久闻福州华林寺大殿大名，听说大殿是宋代建筑，想来瞧一眼。”没料想这“瞧一眼”，竟使老教授流连忘返，整整延迟了三天的行期。莫宗江教授慧眼识珠，认为华林寺大殿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古建筑精品。[7]次年便率领两位清华大学两位研究生前来福州考察，从此开启了华林寺保护和研究的新篇章。

从保护到迁移之争

1981年，有人向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反映，“没有什么价值的破庙摆在政府大院里，影响大院整顿”。项南决定亲自来看一看这座破庙有什么来头。杨秉纶赶到现场，给项南了介绍，并把大殿的测绘和复原设计图纸送给他看。项南看了之后很高兴，说：“大殿要保护好。将来，殿的周围还要多种些树木。”之后，杨秉纶又专门写信叙述大殿的历史、结构、保护的目的和意义。^[7]于此同时，省政协倪松茂、章振乾等6位委员，联名提案呼吁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华林寺大殿，后来又邀请了郑孝燮、任震英、齐康等著名专家实地考察，引起有关部门重视。^[8][9]这一时期来福州考察的还有祁英涛等学界泰斗。

其中专家意见尤其以钟晓青先生写的《华林寺大殿以不迁为好》为代表^[注9]。从文中可以看出，主张搬迁大殿主要有两点理由：1、新建的省府大楼与大殿相距不过数十米，环境很不协调；2、大殿位于机关大院内，不便于对外开放。但是钟晓青先生从历史背景、文物保护、社会发展等角度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认为，现有大殿不是孤立的标本，而是“越山吉祥禅院”这一千年古迹的最后遗存；而且大殿之所以能保存到现在，其原因还有待研究，迁移至他处有可能导致无法预料的损害；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人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必然与日俱增，现在有碍观瞻的大殿与日新月异的现代建筑相比，在将来的地位必然发生变化。

不得不佩服钟晓青先生的高瞻远瞩和大声疾呼，社会的走向完全印证了先生当初的观点。如果换作发生在今天，要迁移让位的肯定是新建的政府大楼。

1982年，仅存的华林寺大殿终于被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确定为南方现存最早的一处木构建筑^[10]，随后正式由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移交给福州市文物部门管理。国家文物局派出古建专家、高级工程师祁英涛等人前来福州，实地考察华林寺大殿，确认大殿应当尽快落架重修。1983年6月，因“多数专家主张原地保存”，省政府组织召开会议，统一对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商定采取“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地保护”华林寺大殿。^[9]

1984年6月，高级工程师李竹君奉命来福州商讨修复工程事宜。在胡平省长的主持下，划定了大殿的绝对保护范围，共占地面积5500平方米，确定迁走汽车修配厂（花费100万元）和车队^[7]。至此，大殿原址保护总算盖棺论定。

从研究到大修之谜

在华林寺大殿刚刚被发现的50年代，除了林钊的一纸调查简报，还有一份更加详尽的学术材料。1957年，中国建筑研究室^[注10]的张步骞教授等人南下考察，此行不仅发现了泰宁甘露庵、永定土楼，也考察了福州华林寺。次年，张步骞教授完成一本手写油印的调查报告《福州华林寺大殿》，其中——很可能首次——详细分析了华林寺大殿的法式形制、全面记录了各部分构件的实测数据。可惜此册既未流传于市、也未在后来的任何研究中被提及。

然后就来到1980年3月，莫宗江先生（早年师承梁思成先生，帮助梁思成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中的大多数手绘图纸）受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今国家文物局）委托，带着两位研究生王贵祥（今清华大学教授、学位分委员会主席）、钟晓青（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赴闽，与本地文管会杨秉纶等人，一同详细考察测绘了华林寺大殿。正是此行成就了两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是迄今为止关于华林寺大殿最为系统和详尽的论著资料。

两位当时的研究生分工合作，王贵祥著《福州华林寺大殿研究》，钟晓青著《福州华林寺大殿复原》，后来又与杨秉纶联合署名，将论文的主要内容发表在1988年出版的《建筑史论文集（第9辑）》中。

在王贵祥的《福州华林寺大殿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华林寺大殿的结构形制、地方特征，配以大量的手绘线图加以说明，又横向对比了当时已知的许多早期木构，得出结论华林寺大殿确系五代原构、称得上是现存中国古代建筑的瑰宝，尽显老一辈建筑史研究者的功力。尤其具有开创性的是，王贵祥在大殿中发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比例关系。例如，在立面中，明间面阔=√2次间面阔=√2檐柱柱高；在横剖面中，两内柱间距=内柱高（不含柱础）、内柱上檩条上皮高=√2内柱高，等等。这些比例显然是建造者经过精心地推敲而得出的。由此王贵祥开启了对唐宋建筑柱檐关系、平面与立面比例等一系列营造规律的研究，这一篇章上承梁思成、莫宗江，也启发了后来王南等人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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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晓青则更加着眼于华林寺大殿本身的保护与复原，这显然是为势在必行的大修工程做充足的准备。从《福州华林寺大殿复原》中，可以看出莫宗江先生一行，在华林寺之外，同时还考察了诸如福州、莆田、泉州的本地早期建筑，结合对其它早期木构和《营造法式》的研究，复原设计了五代初建时的华林寺大殿。从单体大殿到寺院总体，从须弥座到脊饰，论文中的华林寺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丰富、饱满。例如，大殿原有台基因为增建副阶，原状已经无考。钟晓青便参照福州本地的龙瑞寺大殿、长乐圣寿宝塔、尚干庵塔，外地的灵隐寺塔、闸口白塔等建筑须弥座的形式和比例，重新设计的晚唐五代风格的须弥座。又如在屋脊部分，参照了已经消失的同安太师桥石亭^[注11]、龙瑞寺台基浮雕、福州布政司出土残片等，设计了鸱尾和鸱吻两种方案。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在后来的大修中实际应用。不同研究之间的相互割裂，似乎也为大修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埋下了伏笔。

两篇论文中最宝贵的遗产，还有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大修前的影像，和现在已经难以察觉的建筑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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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到的华林寺大殿，遍身红色油饰，已经普遍出现龟裂、起翘等病害，局部整体脱落，露出下部木构，大大影响观感。而在大修之前，虽然也有土朱颜料，但“仍可看到斗栱、枋子上有十分丰富的色彩痕迹”，“在平梁下驼峰上……至今，还留有清晰的早期彩画”，两位学者推测应为《营造法式》记载的“五彩遍装”做法。至今，在大殿内陈列的更换下的大殿构件上，仍依稀可见彩画的痕迹。而在大殿之上，仅剩三处乳柎上云形驼峰没有重新油饰，显然是为了保留相对清晰的原有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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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国家文物局拨出专款进行复原性大修^[9]，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李竹君高级工程师等人，会同本地文管会再次对大殿进行了考察测绘，并绘制了修缮设计图。1986年12月，正式动工开始落架。为避开新建成的省政府大楼，又因原址地势低洼，不得不就地迁移^[11]。新址较原址东偏14.6米，南移8.3米，对于大殿约略相当于一个身位。落架大修中更换了已经严重糟朽无法使用的构件，采用化学方法补强加固仍能使用的梁柱，设计制作了新的门窗、屋脊、台基等。同时，还由杨秉纶主持设计新建的山门、配殿、回廊、办公室、厕所等配套建筑，形成独立院落。

1989年10月竣工，同时试行开放。1991年，经国家文物局和省、市验收组验收评定合格，予以验收^[7]。此后，福州市古代建筑博物馆在华林寺内筹备^[11]。

此次落架大修基本达到了“延年益寿”的修缮效果，但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和遗产保护领域也饱受诟病。甚至有学者直言不讳，“落架迁建对其历史价值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经过重建和复原设计的华林寺大殿由于历史信息的缺失，在建筑史上的地位有所减退”^[12]，傅熹年先生则评价，“经过‘整旧如新’的破坏性修缮，致使其地理上的标志作用和古风都大受损害，乍视与仿古建筑无殊，实是极大憾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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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架大修之后没有一部正式的修缮报告，也没有任何足够详细的公开的文字记录，说明解释“坏了多少”、“换了什么”、“复原了什么”等重要问题。而在全面油饰之后，已经无法通过直接观察分辨新旧构件。对于广大学者和古建爱好者而言，想要了解和研究华林寺大殿，更像是一场捕风捉影的游戏。

首先，虽然多数官方表述仍在强调“就地迁移”而非“异地迁移”，但是严格来说终究是迁移而非真正的原址。新旧可以共存，低洼可以抬升，原址究竟存在多么巨大的缺陷以至于非移不可，已经不得而知。迁移这一关键词贯穿了华林寺整个保护修复史，也是此次大修绕不开的一条原罪。

而另一个关键词是“复原”。或许是受到梁思成以来重唐宋、轻明清立场的影响，自发现大殿以来从没有学者认真考察记录过大殿外副阶的形制和价值，除了一张平面外，再无其他图纸，也没有一张专门的影像。在落架大修中，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副阶自然被视为还原唐风宋韵的绊脚石，便理所当然地被舍弃掉了。于是，原本具有的丰富风格演变和岁月累积的华林寺大殿消失在了80年代，重新以当时认为的“昔日雄姿”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种追求理想化还原的修复方式，一度在我国早期的修复工作中占据主流，我国最古唐代木构南禅寺大殿就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完成修复，至今仍有争议。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五代华林寺大殿，能够肯定什么才是忠实的还原。就连做了复原研究的钟晓青先生也清楚地指出，“复原是再创作”。而时至今日，遗产的真实性已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强调，唯有真实才是建筑遗产区别于仿古建筑的根基。相较在另一种修复观念指导下，莆田元妙观三清殿和宁波保国寺大殿的副阶就得到完整保留，此恨之于华林寺则更加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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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糟糕的是，当年的复原设计中采用了部分北方官式的做法，在新做的屋面中加入“苫背”——即在木基层以上、瓦面以下加入厚厚的抹灰层。这种做法多用于北方，用于防水和保温；而在温暖潮湿的南方则会聚集湿气导致屋面荷载增加进而变形，加速椽望板糟朽，而且更易滋生白蚁。华林寺大殿因此长期遭受屋面渗漏的困扰，不得不在1995年和2000年，两次重新翻修屋面。^[14]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宁波保国寺大殿。1973年，保国寺大殿维修屋面的时候，使用了北方常见的望板上铺青灰做法，结果由于湿气堆积，屋面渗漏更加严重，望板、椽子加速腐朽。遂在1975年重新采用南方建筑工艺进行大修，至今效果良好。巧合的是，这次大修的主持者同样是后来修华林寺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而长驻指导专家中，正有后来主持华林寺大殿修缮的李竹君高级工程师。^[15]

还有更加隐蔽而且细微的问题，不经过仔细观察和考据很难发现。例如2007年清华大学的研究者在当年大修的设计图纸上发现，“大殿平梁上的三个斗、驼峰做了重新设计，驼峰上凹槽做浅，三个承托斗加高……使得屋架总举高加高月18.5厘米……落架、迁建和修补对原构存在有意改变……当时测绘具体过程不详，构件更换情况不详，除在形象上明显改动的地方，其余改变和扰动情况在今天看来已不易辨认。”^[16]这又是一例缺乏修缮报告而妨害后期研究的实证。而经笔者观察发现，还有一处明显改动在于屋架出际缝脊槫下新增了叉手，而在王贵祥先生的测绘图纸和文字记录中都明确，脊槫下仅有蜀柱一根、不做叉手。此二处改动，改变了文物的原状，违背了文物修缮的原则，发生在这么重要的建筑上，实属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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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的千年遗构

那么，真的存在一个纯粹的、理想的、唐风宋韵的华林寺大殿吗？我们所想见的，是一千年前的华林寺，还是历经了一千年的华林寺？前者已不存，后者犹可追。

有莆田元妙观三清殿和宁波保国寺大殿这样的他山之石，我一直想象，如果华林寺大殿从发现以后，完整地保留到现在是不是类似的样子？不仅是副阶俱在，而且是地方的、闽中本土的佛寺的样子，没有生造的唐宋屋脊和门窗，没有失败的遍身红漆。那样，是不是还能有更多发现，千年来的岁月涤荡和历年修缮的痕迹可以在殿内抽丝剥茧地辨析出来。那样，是不是在和保国寺的比较中，就不会总以一阵叹息收场。

可惜，80年代大修之前的资料太过稀少，仅有的几张影像也十分模糊。恰好近年，市面上出现一张高清的早期华林寺大殿的老照片，被朋友池志海收藏。这张照片由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拍摄，同时出现的一批照片中还有乌塔、白塔、清真寺、吉祥寺塔等重要文物，可以推测当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参与了文物普查并留下了这些照片。而华林寺大殿的这张，是正面的全景，照片中大殿的副阶、月台、左右厢房皆完好，屋面、屋脊连同压砖块都是典型的福州本地做法。大殿前的佛教柱联还在，可以推测是50年代刚刚发现大殿时拍摄。更为惊喜的是，这张照片足够高清，以至于能看清副阶的柱础是素面覆盆柱础，属典型的闽东明代式样，再结合三出跳插栱短替木挑檐做法，和80年代副阶破损后露出的山面穿斗梁架，基本可以肯定副阶应是明代增建，而非普遍认为的清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六年重建时的创造。

至此华林寺大殿的另一种可能的形象逐渐清晰，其面貌与莆田元妙观三清殿相当接近。同样是宋代大木构，同样在明代重修增建副阶^[注12]，或许在当年，两者就已经有了某种勾连。

钟晓青先生做了五代时期的华林寺大殿复原，不妨我也做一个50年代的复原。虽不能真正展现大殿原有的风采，但也足以聊以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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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前几位分别是南禅寺大殿、广仁王庙大殿、佛光寺东大殿、开元寺钟楼、龙门寺西配殿、天台庵大殿、大云院弥陀殿、镇国寺万佛殿。
注2：实际上大殿各处单材规格在30～37厘米不等。此处取2010年《福州华林寺大殿大木结构实测数据解读》数据，1986年大修的测绘中单材规格取31.5×16厘米。
注3：豆瓣原文已不可见，“福州老建筑”公众号曾作转载。
注4：在宁波保国寺大殿和莆田元妙观三清殿中，铺作里转均有类似做法，为四跳偷心。
注5：第一批“国保”中福建入选的3处分别是作为革命遗址的古田会议旧址，作为古代桥梁代表的安平桥，作为伊斯兰教建筑代表的泉州清净寺。本还有一处真正代表南宋木构建筑的泰宁甘露庵，可惜在名单公布前夕失火焚毁。
注6：内容出自1956年1月福建省文化局给福建省文管会《请示华林寺大殿月台砌石处理问题》、福建省文管会《向省人委转文管会请示福州华林寺可否进行修缮及省人委的批复》。
注7：内容出自《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复华林寺修缮意见的函》
注8：内容出自1956年4月21日福建省人委《关于同意拆除华林寺附属建筑物的函》
注9：写于1981年8月，后发表在《福州历史与文物》1983年第1期。
注10：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和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合办，由刘敦桢先生主持的新中国第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机构。
注11：同安太师桥石亭建于建隆四年（963年），1971年修路时被拆毁。
注12：林钊在1957年的《莆田元妙观三清殿调查记》中认为是清代添加，陈文忠在1996年的《莆田元妙观三清殿建筑初探》中认为是明代添加。根据副阶的石、木结构风格，笔者认为明代的可能性更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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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余少慧. 保国寺大殿与华林寺大殿的比较分析[C]. 中国艺术研究院、福建省文化厅.守望古厝的探索——两岸大学生闽南聚落文化与传统建筑调查夏令营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艺术研究院、福建省文化厅:中国艺术研究院,2017:26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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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感谢ABC，从省档案馆查阅的文件填补了华林寺历史的空白；感谢池志海，提供的高清老照片补充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

​一

“茶亭终于要重建了。”

这是这句话说得最有把握的一次。在网友的追问下，在媒体三番五次的报道下，在文物部门的努力下，异地“停尸”十二年之久的茶亭庵四角亭，终于首次进入实质性重建阶段。

原来，茶亭街作为南门通往台江的必经之路，路中建一路亭供往来商客歇脚饮茶，路以亭为名即茶亭。从老照片中看到，2006年拆迁前四角亭的歇山顶，以山面为正面，朝向茶亭街，红墙伴着复杂的斗栱和彩绘，屹立近两百年，无疑是福州南门外的标志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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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明清商贸的发展，茶亭街逐渐形成福州著名的手工业一条街，尤其以剪刀、菜刀、剃头刀这“三把刀”为代表。茶亭正面的石柱上就有这样一幅楹联为证：

养浩然之气配义与道
入圣者之域绝伦超群
嘉庆二十四年孟冬吉旦 剃刀行敬立

当时各手工业共同捐修茶亭庵，剃刀行有资力在石柱上留名，说明了当时剃刀业的发达。

在2006年的改造中茶亭被拆除，构件移至1999年迁移至白马路西侧的汀州会馆旁暂存，原计划待改造完成后回迁安置。谁曾想这回迁时间一推再推。

大约从2008年起，至少每两年就有媒体报道茶亭回迁的相关情况，每每说到即将回迁，又因为种种原因未果，直至今年才真正进入实施。可谓跌宕起伏、百转千回。

在最近一批报道中，媒体不约而同地拍摄了躺在茶亭边上的两根石柱作为配图，石柱上有两列楹联，的确很像是老照片上茶亭门口的那两根石柱。可是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其中的蹊跷。

石柱上，分明地看到“胭脂”、“霓裳”的字眼，显然不是上述的两根石柱。而在茶亭的背面，是没有别的柱子的。那么这两根是哪里的柱子呢，又为什么会躺在茶亭的边上？

二

本站网友 Celespace潘 自2000年前后就出入福州的大街小巷，像个神经病一样流窜于各拆迁工地间拍照，为许多老建筑留下了生前最后的影像。这批照片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勾勒出一些些城市化建设大潮来临前，还未被高楼大厦蚕食鲸吞的绝版老福州。

在其中台江横街的一组旧照里，笔者找到了这对石柱：

天上霓裳人间广乐
南朝金粉北部胭脂

大意猜测是戏曲演出声色俱全、囊括南北才子佳人之意。石柱支撑的主体是一个歇山顶戏台，概略观之，举折高矗，翼角飞翘，燕尾角鱼，山面贴红色斗底砖，与老照片中乌山高爷庙之歇山神似，乃典型闽东晚清民国之精巧建筑。最别致的是屋面，从正脊垂下硕大的如意灰塑，隐约还能看到蝙蝠、仙鹤和中间红色牡丹花的形象，极尽工巧，在现存和有据可查的建筑中，仅在琴江颐园六角亭上找到简化的如意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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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此建筑当属宁德会馆。原来清朝年间，宁德茶叶进入福州后，本地人占据天时地利采用压价手段，让宁德茶商吃尽苦头。后由霍童人缪兰成、郑实圃倡议，由四位霍童商人和四位周墩（今周宁县）商人于清同治年间合力筹建会馆。据说，为从福州人手中争取土地，会馆分期建设，先后建戏台、魁星阁、下婆宫，拉拢邻里，最后才建成宁德会馆。原建筑北靠保福山，依山势而筑，逐进升高，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十分宏伟，遂成为宁德茶叶进入省会贸易的平台。

在Celespace潘拍摄的戏台照片中，还有许多精彩的细节。譬如歇山顶下富丽堂皇的藻井，层层叠叠，八角如意叠涩接天宫转圆形叠涩，四角凤凰衔书，镜心牡丹垂下，整个藻井雕栏画栋，即使在当年简陋的数码相机镜头下，还是闪烁着熠熠金光，完全可与今天还能看到的古田会馆相媲美。而在两侧看楼轩廊下，也不乏精美的雕花贴金。不难想象当年看着华构逐步建成的宁德商人，踌躇满志，以会馆为平台扩张贸易的万丈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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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成败转头空，建国后，会馆建筑分别被改为福八中教工宿舍、福州自动补偿器厂厂房。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到，至横街改造拆迁时，会馆仅存正面牌楼门、戏台和两侧看楼。

在宁德会馆的对面，还能看到原址的铺前顶救主堂，这座创建于道光二十七年（1848年）的老教堂后来易址八一七路旁新建。

2004年横街改造， 明清“旧屋”成齑粉，南北“隘口”变通途。这两对刻联石柱，一前一后被拆卸、转运、冷藏，相伴十余年。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三

福州坊间向来有一些风言风语，说为了修缮或打造某处名胜古迹，又拆了哪里的老房子来做器官移植甚至干脆借尸还魂。或真或假，众说纷纭。

2003～2006年，在那个文化遗产观念尚不普及的年代，一座台江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陈文龙尚书庙原位于中亭街东侧坞尾街，因民间尊奉南宋末年抗元英雄、闽广宣抚使陈文龙为“水部尚书”，故俗称“万寿尚书庙”。陈文龙作为水上航行安全的庇护神，在台江诸多商贾和水岸居民之中拥有广泛的信仰。

2003年，因为达江路扩建的需要，陈文龙尚书庙计划被切去约三分之一。其时，因为历史原因尚书庙内前、后殿已毁，只剩下大殿为历史原物。达江路作为重要干道，规划已不能更改；而搬迁后陈文龙尚书庙的格局可以完全恢复，面积甚至能够增加。尽管省市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珍贵文物应当原址保护，最后，新的尚书庙还是赶在2006年除夕前，在星安河畔落成开放。

有趣的是，新址的尚书庙不仅恢复了前后殿，歇山顶之下还出现了一个极其华丽的藻井，尺寸略小，通体鎏金，工艺远非其它新制的木作能比。多亏Celespace潘慧眼识珠，记录下一片瓦砾中最精彩的细节，经过笔者比对，确认这个藻井正是宁德会馆的戏台。

四

城市建设的大潮滚滚向前，许多15至20年以上的小区又被列入新一轮“旧改”。那几十上百年的老房子只能归类到“棚改”对象，或者被随意误拆，或者顽固地当上楼盘间的钉子户，或者运气稍好被眷顾当选保护修复示范。时也、运也、命也，本质上有何不同。

茶亭重建的地点几经更替，不日将前往茶亭公园的大门旁，继续守望南北人来人往。陪伴十余载的宁德会馆石柱，不知是继续飘零，还是干脆与茶亭移花接木，共同支撑老茶亭的最后记忆。陈文龙是最幸运的，不仅继承了宁德会馆曾经鼎盛的标志，一度还计划在江滨给他建主题公园，配备停车场、仿古码头，地上水上来去自由；最后也不差，星安河畔倒也与原址相仿，还有同样异地迁建的三通桥作伴。

没曾想搬家过了十年，物业公摊大变样。又来了一座借尸还魂的木牌坊，庙、桥牌坊，三点一线，三位一体，成为上下杭保护修复的新名片，成为媒体宣传、游客打开的必拍背景，不说名声大噪也是混了脸熟。你说这是幸还是不幸啊？

原来我有一个LOGO，三个叉的，红绿蓝，大约是刚刚上高一的时候随意划出来的。一直以来我都说不清那三个叉究竟有什么含义，跟我起的网名一样。大概是有一些反叛的意思吧。用久了也就无所谓， 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符号。看到我的LOGO，也就是看到我，网络上的我，更确切地说，在一个抽象空间中具象的我。

不过我还是对那三个叉不满意。它太过随意，只是用PS的笔刷涂鸦，没有经过良好的设计，构不成完整的图形，没有参照，也难以维护更新。怀有这种想法很久了。大约三四年前就开始。只不过是因为我懒，或者拖延，迟迟未能开工。

原来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设计也算是劳动密集型工作。难道设计不是依靠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问题、缜密的思维去剖析问题、丰富的创造力和一时迸发的灵感去解决问题吗？我始终没能完成新LOGO的原因是我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Idea，驱使我一鼓作气、一气呵成地去完成这个设计。

结果，从前天开始动笔，到昨天下午全部完成也就不到两天而已。

好吧，其实也没有那么高不可攀。问题就在眼前，看你去不去正视它了。

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原来的三个叉太散，我需要一个完形的、可以作为Icon的图形。它应该有一个能够被控制的几何形态，一种可以被把握的逻辑规则，以至于今后随着我的阅历增长还能去完善它。同时它还不能凭空产生，要与我或者至少我的某一部分具有一定清晰的关系，所以才能成为我的个人LOGO。但我也不愿完全丧失与那用了近七年的旧LOGO的联系。所以就有了：

“Z”是我的网名首字母，可以说就是我名字的一部分；“X”就是取自旧的LOGO。组合出来的图形简单几何而易于感知，并且还有一定的发挥空间。

接下来就要做视觉上的设计了。近年来流行扁平化，微软做得最早最彻底，完全是马赛克；苹果最迟，彻底颠覆其以往的拟物设计，色彩鲜亮明快；Google最得我心，先是Holo风格后有Material Design，扁平的图形又不失体量感，其手法也不过是几道阴影和渐变，有四两拨千斤之感。

配色沿用了原来的红绿蓝，添了一色选了黄，正好和chrome的配色撞了，被人一下看出来。

最后选的方案三，因为其逻辑最自洽。之后便是进一步润色，添加渐变、修改阴影，尤其是头一回用AI，要打参考线、对齐像素，小尺寸还要重绘，以便LOGO更专业而称职（笑）。顺便做了一个单色版以备特别用途。

总的来说，自己对这个LOGO还是比较满意，大致符合我现在的水平。只是有点科技感太强，像互联网产品的图标。作为个人LOGO，太过于理性，少了些随意个性的感觉。这种感性的东西太难把握并准确地用图形表达出来。等我将来功力深了再做改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