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大概是各种古建筑介绍中最常出现的术语之一。我们经常形容一座建筑是“几开间”^1）或者“面阔几间”，更深入一点还要将建筑拆解为若干“间”再分别表述。“间”的概念看似清晰，通过简单的常识判断和实物比对，我们不难数出一座简单建筑的开间数量；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间”的确切所指。

那么，“间”在中国古建筑中到底是什么？它与通常所说的“房间”有何不同？为什么用“间”而不是尺寸来描述建筑的大小？不同位置的“间”又有什么不同的名称？

事实上，以上每个问题不管在通俗文本或专业研究中都能找到不止一个答案，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对古建筑理解的混乱。

本文尝试通过梳理“间”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的含义和使用，对上述问题略作探讨。

一 “间”的现当代定义

首先，有必要回顾近代以来学界对“间”的定义，这些定义塑造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认识。其中，最具权威性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两套《中国建筑史》。

在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中，认为“以立柱四根，上施梁枋，牵制成为一‘间’……四柱间之位置称为‘间’”^[1]。而这一观点早在梁思成 1934 年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中便已明确提出：“凡在四柱之中的面积，都称为间”^[2]。

而在最常用的大学教材——潘谷西主编的《中国建筑史》中，则两次给出“间”的定义。绪论部分指出：“‘间’由两榀房架构成”^[3]:06；附录 1 “古建筑名词解释”则说明：“相邻两榀屋架之间的空间称为‘间’”，并且提到了梁思成“作了另一种诠释”^[3]:544。

此外，在另一本《< 营造法式 > 解读》中，潘谷西从《营造法式》中的大木作制度出发，得出“‘间’是指相邻两缝（榀）梁柱构架之间的空间（在平面图上则表现为面积）”，并进一步指出梁思成的定义是“近代产生的”，而且“至少在宋代建筑中是不适用的”^[4]。

两套《中国建筑史》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两个层面：其一，何者界定了“间”——柱子还是榀架（一组梁柱结构单元）；其二，“间”是二维还是三维的（面积还是空间）。

其他学者的观点大体也都可以归纳为上述两个层面的不同组合与取向。

姚承祖《营造法原》：“房屋宽面两柱间之宽，乘深所得之面积称为间”^[5]。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由（平行的）两组木构架形成的空间称为‘间’”^[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辞典》：“四根柱子之中的空间称为间”^[7]。
李允鉌《华夏意匠》：“平行的纵向的柱网轴线之间的面积一般称为‘间’或者‘开间’……横向轴线之间的面积同样可以称作‘间’……常说的间多半指纵向”^[8]。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概说》：”正面每两柱之间称为一间”^[9]。
郭华瑜《中国古典建筑形制源流》：“（横架体系中）相邻两缝架梁柱构架之间的空间”，而且“‘间’的大小由‘间广’、‘间深’及由柱高与屋面举高的高度来决定”^[10]:203-206。
……

其中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李允鉌所使用的“纵向”、“横向”，与常识中的横纵相同，即以前后为纵、左右为横。但在描述木构架的时候，通常把垂直于正脊（多数时候也垂直于正立面）的构架称为“横架”，前文所说的缝架、榀架均属横架；而平行于正脊的构架则称为“纵架”。

上述不少定义中都对“间”的方向作出明确限定，这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间”的方向是唯一的吗？换言之，是否仅在建筑的面阔方向分为若干“间”？李允鉌给出的解释是否定的，而不少学者则持相反观点。

由此可见，尽管“间”在各种建筑文本中从不缺席，但我们还远未充分厘清它的具体定义和指涉对象。

二 历史语境中的“间”

为理解“间”在中国古建筑中的原始含义，有必要回到历史语境，梳理其出现与使用的时间边界，并考察其含义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2）[11]。

据《说文解字》，“间”原作“閒”，“门闭而见月光，是有间隙也”，又引伸为“凡两边有中者谓之隙，隙谓之间”。此引申义已初步具有空间的概念。

就建筑语境而言，较早涉及建筑尺度的“间”出自汉代《鲁灵光殿赋》：“三间四表，八维九隅”。北宋张载注曰：“室每三间，则有四表，四角四方为八维，并中为九”。其中“室”指宫室^3），说明汉代宫殿建筑至少在观念层面已经有了“三间”和“九宫”的空间划分。然而仅凭这两句还不足以说明汉代具体如何划分“三间”，也难以据此明确其与后世建筑语境中“间”的差异何在。

在汉代，描述建筑尺度的单位主要是步、丈、筵等^[10]:205，“间”尚未成为普遍用于表述建筑规模的计量方式。

至两晋、南北朝时期，“间”已开始在文献中与具体建筑结构同时出现。如《法苑珠林》载东晋时（379 年）桓仲邀翼法师建寺，其“大殿一十三间，惟两行柱，通梁长五十五尺，栾栌重叠……”可推知，大殿以前后两行共二十八根立柱布置，每两根相对立柱承一梁，形成面阔十三间的格局。又如，《晋书·周处传》载：“（周）莚于姑孰立屋五间，而六梁一时跃出堕地……”，其间数较主梁数量少一，与后世的开间数与构架数量之间的关系已呈一致。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间”作为与建筑结构相关的空间单元，已初步形成。

至唐代，“间”的概念趋于成熟，不仅在文献中频繁出现，而且被明确纳入官方的律令中。唐代《营缮令》将官员品级与其住宅的开间数量直接挂钩。据宋《册府元龟》记载：“三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仍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4）尽管不同文献中传抄的《营缮令》略有出入，但并不影响整体判断：在唐代，”N间 N架”已经是一种成熟的衡量建筑规模的方式，住宅开间数与住宅等级之间亦建立起明确而制度化的对应关系^5）。

此外，唐建中四（783）年推行“间架税”。据《旧唐书》载：“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该制度表明，唐代在征税实践中已从建筑规模与质量两方面对住宅加以区分，并以“间架”作为基本计量方式。需要指出的是，“两架为一间”并非以“架”定义“间”，而仅为税制实施中的换算规则，因此实质上仍是以“间架”衡量建筑规模^[13]。

在唐代的这两则官方律令中，均未对“间”作出专门解释或给出计算方式，这本身即表明当时对“间”的理解已形成共识。在这两侧文献中，“间”主要指向建筑的横向尺度，而“架”则反映建筑的纵向深度，把“架”转换成“间”，反映了这一时期开间数量已成为衡量建筑规模的主导指标。目前学者多认为，建筑语境中的“间”成熟于汉代至唐代之间^[10]:205。

北宋《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一》规定：“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随后又进一步明确，各等材分别对应多少开间的殿、堂建筑（图2）；而在单体建筑内部，不同开间亦对应不同的尺度与结构做法。在《营造法式》的制度设计中，建筑用材的等级与建筑的规模紧密绑定，所谓“规模”并非以绝对尺寸衡量，而是以面阔方向的开间数量作为决定性指标。相较于唐代，《营造法式》不仅扩大了等级规定适用的建筑范围，更在开间数、结构类型与用材尺度之间建立起一套彼此联动的机制，形成了严格而自洽的等级结构，从而强化了“间”的等级含义以及结构层面的隐含指向。

因此，在《营造法式》的理想设计中，建筑等级外化的直接表征并非绝对尺寸，而是“间”的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文献中，“间”也用作房间的量词，如五代《池州重建紫极宫碑铭》：“凡出钱若干万，筑室若干间。”但此类用法通常不限于单体建筑，多用于对房间总数的统计，不反映建筑的特征或等级。古代将房间称为“室”或“房”，为封闭的空间；而本文所讨论的“间”则与如何划分房间无关。

那么古代究竟如何定义“间”呢？虽然文献中不难找到计算间数的方法，但鲜有对“间”本身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

宋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卷六·律度量衡相通之谱》载：“上为重屋，横六楹以为五间，左右个直前三楹，如个字之形，每楹间二牖一户。”其中“横六楹以为五间”最为关键，说明是用横向（面阔方向）排列的“六楹”形成五个开间^6）。

类似地，元《金史》载：“东西二十六楹，为间二十有五”。也就是，也显示了以横向排列“二十六楹”形成二十五个开间。

由此可见，古代文献中的“间”是由“楹”决定的，每两楹构成一间。因此，要理解“间”的含义，就必须首先明确“楹”在这些文献中的具体意义。

2.1 “楹”作为立柱的原意

《说文解字》：楹，柱也。“楹”的基础含义为实体的建筑构件，有时泛指全部或任意立柱。如南宋黄仲元 《仙游县学尊道堂记》“凡为间五，楹廿有八，深尺五十，广倍其三”；明郑纪《卧龙桥记》“栈道之上覆以亭，亭三十四间，楹一百四十有二，栋加楹之数百六十有六”。在这两处文献中显然不是每两“楹”构成一间，而是描述了全部立柱的数量，即五开间的建筑由二十八根立柱构成，三十四间长的桥亭（廊桥）共有一百四十二根立柱，其数目之精确，甚至足够推算出大致的建筑平面。

而在早期的礼仪文献中，“楹”有所特指。《仪礼》所记载了大量周代的礼仪制度，其中多项都以“两楹”为空间参照物，如（乡射礼）“射自楹间”、（乡饮酒礼）“立于楹间以相拜”、（既夕礼）“正柩于两楹间”等等。除“（两）楹间”之外，还有“楹内”、“楹外”、“西楹西”、“东楹东”等特定空间位置，分别对应不同的礼仪程序。可见在《仪礼》中，“两楹”是重要且固定的空间参照物，而非泛指任意立柱。

东汉《释名》中“释宫室第十七”有：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无所依也。《仪礼》中有“钩楹”一词，即绕楹。南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有疏：“堂无西东壁，其柱盈盈而立，故谓柱为楹，东柱为东楹，西柱为西楹。西楹之东、东楹之西，即谓此地为两楹间也。”据此可知，在早期礼仪建筑的语境下，“楹”特指堂中不靠墙的立柱，而且仅有东西（左右）两根。

那么“两楹”具体位于何处？《仪礼》原文中并未明确具体位置，也没有专门描述建筑的形制。

东汉郑玄有注：“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栋，次曰楣，前曰庋。”唐贾公彦《仪礼疏》：“凡堂皆五架，则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广狭隆杀则异尔。”也就是说《仪礼》中的各类宫室皆为五架结构，五架各有相应名称。后世学者也都是按照五架之屋来考据和还原《仪礼》中的礼仪^{[15] :139}。根据蒋嘉元、诸葛净等人的研究，“架”的本义是“两柱承一檩”^[12]，所以“栋”应当是中间最高一架的檩，“楣”相当于前后金檩，“庋”则是前后檐檩。

南宋李如圭《仪礼释宫》“堂之上，东西有楹。楹，柱也。古之筑室者，以垣墉为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两楹而已。楹之设，盖于前楣之下。”解释为古制的堂屋中仅设立东、西两根楹柱，而位置应该在“前楣”之下，也就是前金檩之下。后世文人学者多认同此说^{[15] :188-189}，并在各自的《仪礼》复原图中标出了东楹、西楹的位置（图3、4）。

李如圭又对“两楹间”进一步考释：“公食大夫礼：‘致豆实陈于楹外，簠簋陈于楹内两楹间。’言楹内外矣，又言两楹间，知凡言两楹间者，不必与楹相当，堂东西之中尔。”

在五架之屋中，“楹内”即楹之北，堂内也；而“两楹间”从字面上理解，直接含义为两柱连线上的位置，尤其是中位，比较具体而精确。李如圭指出“楹内”与“两楹间”同时用于一处，说明“两楹间”指代的位置不需要对齐两柱，而在两柱中间的轴线上即可，即堂屋的中轴上。明代郝敬《礼记通解》在解释“殷人殡于两楹之间”时，亦认为“两楹之间，堂中，南面，东阶为主，西阶为宾，故曰与宾主夹之也”。也就是说举行殡丧仪式的地方是在楹之北的建筑中心处。因此，早在汉代以前，“两楹间”便已经超越了其字面含义，而包含了抽象的居中之意，故曰“堂东西之中曰两楹间”。

在《仪礼》中，“两楹间”有时被简写为“楹间”，在五架之屋只有两楹的建筑语境下，这样简化并不会造成歧义。五架之屋中的各部分空间都可以凭借两楹进一步精确表述，如在进深方向可分为“楹内（楹北）”、“楹外（楹前）”，在面阔方向则分为“西楹（之）西”、“东楹（之）东”、“两楹（之）间”等。

在唐以前的文献中，“楹”在建筑语境下延续了《仪礼》的用法，保持着立柱的原意，是为“楹”的实物表意。

2.2 “楹”的空间表意

那么，定义了“间”的就是“立柱”吗？无论将“楹”看作全部立柱，还是仅限堂屋中间的立柱，都无法解释“横六楹以为五间”。

唐代以后，文献中出现了用“中楹间”或“中楹”来指代建筑中间的空间。如唐杜佑《通典》“设御冠席于太极殿中楹间”；金代《大金集礼》“在殿之中楹间”；唐魏征《隋书》“坐于朝堂中楹”等。我们知道，汉代以后重要的宫殿建筑默认都采用奇数开间，所以“中楹”不可能指中轴线上的立柱。当脱离了五架之屋的语境，堂上立柱的数量远不止两根，若仅曰“楹间”而不言明“哪几楹之间”已经无法准确描述空间方位。从“坐于中楹”而不用“间”字的表达方式来看，已经殊异于《仪礼》等早期文献，说明此处的“楹”脱离了对立柱的指涉，而直接用于表示空间方位——即“楹”在此成为一种空间表意。

李如圭《仪礼释宫》有云：“近楹，即言东楹、西楹”，即靠近东西柱的位置称为东楹或西楹。此处的空间表述较《仪礼》已更加模糊；同时期亦有文献以“东楹、西楹”表示“东边一间、西边一间”^7）。由此可推断，唐宋时期“中楹”“东楹”“西楹”的语义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仪礼》的引申甚至误读。

后晋《旧唐书》及北宋《唐会要》均记载太庙面阔为“二十三间”；而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则写作“二十三楹”。可见，在唐代到北宋时期，“楹”除了表示空间方位，也可用于描述建筑规模，其用法基本等同于“间”。

在唐代以后的文献中，常常出现用奇数的“N楹”来描述建筑的规模，这些“楹”就是指开间。如南宋《梦粱录》中记载景灵宫“增建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后殿十七楹”；元代《牧庵集》卷五《武陵县重修虞帝庙记》“为门五楹，殿三楹，行宇五楹，寝三楹，两序八楹……三清殿三楹，两序六楹，岁德、真官殿皆一楹”。更有文献将“楹”与“间”连用组成双音词，如宋代《宝盖山实际禅居记》“法堂三楹间成，未几，释迦殿又成，其楹间如法堂之数”。

同时，“楹”也可以表示建筑群的总规模。如唐代陆龟蒙《甫里先生传》“先生之居，有地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奇（畸）十万步”；南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太一宫以绍兴十七年建，明年宫成，凡一百七十楹，分六殿”；明《兴福寺记》“凡建门堂、殿阁数十楹”。

在唐宋之后的各种文献中，以“一间为一楹”的计量方式频繁出现，使用频率仅次于“间”。因此当代学者或认为“楹”即等于“间”^[13]。

然而，这种理解还是与“横六楹以为五间”明显冲突。

2.3 以“楹”定间

除了以“一间为一楹”的表述，在少数文献中，又会出现以偶数的“N楹”描述奇数开间建筑的现象。

如南宋《咸淳临安志》“（盐官县学）殿屋六楹，堂四楹，门四楹”；元代《木斋记》“斋在居西若干步，为屋三间四楹，间十有二尺”；明代《真定重修庙学记》“凡为大成殿八楹……东西二庑，共七十楹，外为大成门六楹，棂星门四楹”。这些文献中的“楹”显然不等于“间”，也不是在表述建筑立柱的数量，那么应该作何解释？这就需要考虑到观察建筑的视点。

《仪礼》中用“两楹间”表达建筑的中轴，暗含的是一种站在建筑正面的视角，即，只有站在建筑正前方观察时，不论物体在中轴线上如何前后移动，都位于两楹的正中间。从建筑正面的视角来看，定义了“间”的柱既不是每一根立柱、也不宜简单理解为檐柱，而是把前后投影重叠的立柱视为一个集合，即每两列立柱相夹形成一个开间，所以建筑的面阔规模方可表达为“N间N+1楹”。

南宋程大昌有《屋几楹》之论，先是讥讽前人程颐所言“斋七楹即是七间”“殊可笑也”；然后引用“楹”字的本意，和《仪礼》中“孔子梦奠两楹”的描述，主张“以一列（柱）为一楹”，反对“以一间为一楹”^8）。有《屋几楹》之论，说明在两宋时期，“楹”的实物表意和空间表意已经普遍存在混淆，并且在文人中产生了争议。

明末清初张自烈《正字通》重申“楹，柱也……量度屋数亦曰楹，一列为一楹”。然而在明清文献中，偶数“N楹”出现的频次远不及奇数的“N楹”，“一列为一楹”渐渐不为人所觉察。

在中国木构建筑中，空间的划分总是以柱位为边界。当柱位确定之后，建筑的规模和空间组织也大体确立，这反映出中国木构建筑将空间构成与柱网体系高度绑定的建构逻辑。当立柱行列对齐，相邻的两列柱即形成一间。据此，“横六楹以为五间”即可解释为：垂直于正立面的六列立柱左右排开形成五个开间。

再进一步，每一列柱还可引申为建筑的轴线。所以，在部分以墙体取代立柱和梁架的地方建筑中，我们依然能够辨识出建筑的开间数量。

三 “间”的方向

那么能否进一步得出，“间”是由相邻两缝（榀）梁架所定义的呢？

“一列柱”仅表示立柱之间的关系是全部对齐的，没有任何的结构含义；而“缝架”（或“榀架”）则是由梁、枋等构件将一列立柱连接起来形成的一组结构单元。正如《营造法式》所列举的侧样图，这样的一组一组的“缝架”始终垂直于正脊，因此由“缝架”所定义的“间”也总是与正脊的投影垂直相交。换言之，只有在建筑的面阔方向才划分为若干的“间”。

确实有许多学者是这样认为。以《< 营造法式 > 解读》为例，书中写道，“分间只限于面阔方向”，所以后来出现的“面阔X间，进深X间”等说法使“间”的概念“更加紊乱”^[4]。

在多数文献中，通常用“间”描述建筑的面阔方向，用“架”或“柱”描述进深方向。然而，文献中也确有以“深N间”来表述的用例。

如《元史》中出现多处：“室皆东西横阔二丈，南北入深六间，每间二丈”；“正殿东西七间，南北五间……寝殿东西五间，南北三间”；“宜取今庙一十五间，南北六间”等等。又如《钦定大清会典》中有“乾清宫，广九间，纵五间”。可见在古人的理解中，建筑的面阔、进深方向都可以称为“间”。

那么类似的，可以反推得出所谓“一列柱”也未必是垂直于正立面的，左右一字排开的也可以称为“楹”。如唐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为堂南面，横八楹，纵十楹”。那么在进深方向也可以说是每两“楹”构成一“间”。

从建筑平面来看，用若干列立柱来表述建筑尺度的前提是柱网排列规整，至少前后的立柱必须对齐，若左右立柱也能够对齐，则进深方向也可称“间”。

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国古建筑形成这种规整的平面与木结构的发展和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郭华瑜提到，在北朝时期“‘间’仅是檐下开间数……与屋宇整体构架关系不大”，并认为在南朝至隋唐时期，全木构架的建筑传统确立之后，“间”的概念才趋于成熟，并具有表征间架结构与空间的意义^[10]:206。蒋嘉元、诸葛净等在关于“架”的研究中认为，广泛使用“间”与“架”联用的表述方式，出现于唐代以后建筑具备了规整的柱网和梁架，反映了从“纵架”到“横架”的木构转型过程^[12]。

尽管多数文献默认“间”为面阔方向，但如果把“间”严格限定为由缝（榀）架所定义，则显然不足以涵盖“间”的本质含义。文献中尚有更多值得注意的线索，留待后文进一步讨论。

四 “间”的命名

我们已经知道，“间”是建筑单体中并联的若干空间单元。通过为各间赋予特定名称，便可较为精确地表述建筑中的空间位置以及相应的构架。而不同时期的命名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空间与构架的不同理解与分类方式。

4.1 当下主流的命名规则

遗憾的是，正如“间”的定义众说纷纭，当下建筑史研究中对于“间”的命名也存在诸多疑问。

潘谷西主编的《中国建筑史》第 8 章中是这样描述命名规则：“正中一间称为明间（宋称当心间），其左、右侧的称次间，再外的称梢间，最外的称尽间；九开间及以上的建筑则增加次间数”^[3]:267。也就是说，对于一座七开间的建筑，从中心向两侧依次为明间、次间、梢间、尽间。

梁思成的观点则见于《清式营造则例》：“普通居中开门的一间叫做明间，明间两旁为次间，次间之外为梢间，梢间之外为尽间。全建筑物的四周或前后还可以有廊子，左右还可以加套间。”^[2]而在书中所附《清式营造辞解》中，梁思成分别对以上词语作出解释：
明间：建筑物正面两柱间之部分。
次间：建筑物在明间与梢间间之间。
梢间：建筑物在左右两端之间。
尽间：七间九间大殿两极端之间。
套间：梢间之外特别之附属间。

尽管措辞有所不同，但我们能够理解这些辞解大致是符合《清式营造则例》中的描述。除“套间”为附属小建筑而非开间的名称外，梁思成的观点大体与潘谷西主编的《中国建筑史》一致。

目前的各种建筑文本中，基本沿用了两位泰斗所述的“明间、（若干）次间、梢间、尽间”这一套命名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梁思成在“梢间之外为尽间”后紧接着说“全建筑物的四周或前后还可以有廊子”，这一表述意味着廊子应被视为尽间之外的附加部分。然而，在其另一部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在一张针对清代《工程做法》的配图上，却将“尽间”标在了梢间外的廊子处，这似乎与前述表述存在出入（图5）。如此便留下一个待解的问题：廊子算不算在开间之内？至今学界仍莫衷一是。

关于这一问题稍后再详细讨论。

4.2 宋代《营造法式》

目前，建筑史学者在描述明代以前的建筑时，通常采用《营造法式》中的词语。

《营造法式》被认为是管理建筑工程的宋代国家规范，其对于结构、材料的关注远远多于对于空间的关注。有大量构件的尺寸规定和图样，却没有一张建筑平面图。在《营造法式》中关于建筑平面布局的描述文字寥寥，更没有专门针对平面布局的综述和对各间名称的定性、定量规则，各间的名称散见于不同条款之中。

《营造法式》中对“间”命名包括：当心间（包括“心间”，下同）、梢间和次间。

“当心间”共出现六次。由卷五这句“凡正屋用槫，若心间及西间者，皆头东而尾西。如东间者，头西而尾东”可知，“当心间”为正中一间。在 ATTCAT 的研究成果中，将“当心间”解释为“位于建筑中央，以前檐中心二柱为界，包含整个进深的基本单元”，并指出在《营造法式》中有四种不同的具体指涉对象：空间单元、平面单元、建筑结构、前檐部分建筑结构^[17]。在各类建筑工程相关的历史文献中，所谓“间”者在各具体语境中亦常指涉建筑结构。

目前“当心间”在历史文献中仅见于《营造法式》。

“梢间”共出现十二次。“梢”即树梢的梢，意为树枝的末端，引申为事物的末端。“梢间”在《营造法式》多见于转角构造之规定，如“两梢间用角梁”、“梢间长至角梁”等。由此可知，“梢间”是指左右两端的开间。从“梢”的字意来看，“梢间”应只有左右各一间。

“次间”仅出现三次。从卷四“当心间须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及梢间各用一朵”可知，“次间”位于“当心间”与“梢间”之间。

综上可知，当使用“当心间、次间、梢间”的命名规则，恰好满足五开间建筑的需求。但是对于三开间建筑而言，左右之开间应作何称呼，似乎“次间”或“梢间”都说得通，后世文献则多用“次间”^9）。而当建筑为七开间以上时，《法式》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线索。陈明达认为当心间与梢间之间的各间都称为“次间”^[18]；也有人进一步用现代汉语对各次间加以区分，从中间向两端依次称之为“第一次间”、“第二次间”等^[7]。

4.3 清代《工程做法》

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颁布的《工程做法》（又名《工程做法则例》），是清朝官方为了审查、控制各地的官造建筑而编制的规则和定例。后来成为《营造法式》之外另一部最全面、最权威的关于古代建筑的参考文献。现在所用的大量古建筑术语不少来自其中，尤其是对于北方建筑和官造建筑。

《工程做法》大体继承了《营造法式》的命名规则，使用三种名称，分别为“明间”、“次间”、“稍间”。但也没有专门的解释或图示。

“明间”的本意为明亮通敞的房间，引申为建筑中心的开间^[17]。在《工程做法》中“明间”仅有一间，即与“当心间”同义。但在其他清代文献中可偶见“明三间”，如《帝阙城垣规制》：“前后廊小式硬山楼房七间装修：前后金上下檐，明三间五抹槅扇十二檀，四次、稍间支摘窗十六檀……”此时“明三间”应指中心开敞明亮的三间。

“次间”的含义与《营造法式》中相同，亦未明确次间的数量。

“稍间”较《营造法式》中的“梢间”，改偏旁“木”为“禾”。“稍”字意为禾末，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按此字当训禾末，与秒为谷芒者别”，引申为物之末端。因此不管是“梢”还是“稍”，都是取其引申义，只是不同时代的写法有所不同。从明万历《普陀山志》来看，“稍间”至迟在明代晚期就已经出现，其后与“梢间”并存。

4.4 《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

刘敦桢在1933年发表过一篇《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19]。文中引用了大量清宫内务府史料，其中有同治十八年八月停工后呈报的《各座已做活计做法清册》六本，详细记录了各座建筑的规制和工程内容，对于我们理解清代晚期皇家建筑中的“间”的命名规则大有裨益。摘抄部分如下：

“（清夏堂）宫门一座三间，添盖，内明间面阔一丈二尺，二次间各面阔一丈；
“（圆明园）大宫门一座五间，补盖，内明间面阔一丈五尺，四次、尽间面阔各一丈二尺；
“安佑宫宫门一座五间，补盖，内明三间，各面阔一丈三尺五寸，二尽间各面阔一丈一尺；
“勤政殿一座五间，内明间面阔一丈三尺，四次、尽间各面阔一丈二尺，进深一丈一尺五寸，前后廊各深四尺；
“（承恩堂）七间殿一座七间，内明间面阔一丈一尺，六次、尽间各面阔一丈，进深一丈六尺，外前后廊各深四尺；
“正大光明殿东西面阔七间，内明间面阔一丈六尺五寸，二次间各面阔一丈五尺五寸，四再次、尽间各面阔一丈三尺五寸，进深三丈九尺，周围外廊各深六尺；
“后殿知过堂两卷殿一座七间，内明间面阔一丈四尺，二次间各面阔一丈三尺，二梢间各面阔一丈二尺，二尽间各面阔一丈二尺，后卷进深二丈，前后廊各深五尺，前卷进深一丈四尺，前廊深五尺；
“滇修思永三卷殿一座九间，内明间面阔一丈四尺，二次间各面阔一丈三尺，二梢间各面阔一丈二尺，四尽间各面阔一丈二尺；”

陈明达曾写到，“清代多一个‘尽间’，即明间、次间、梢间、尽间”^[20]。这些圆明园史料证明，“尽间”至迟在同治年间已经进入间的命名体系。从字面上来看，“尽间”表示尽端的开间，含义与“梢间/稍间”类似^10）。《中国古建筑名词图解辞典》将“尽间”解释为“古建筑面阔方向的最后一间，宋式建筑称‘梢间’”^[20]；《中国古代建筑辞典》亦有说明“有时尽间同稍间通用”^[7]。然而从陈明达的表述来看，他认为“尽间”是在“梢间”之外。

从圆明园史料中来看，名称的使用确实有些混乱，同样开间数的建筑，却有几种不同的表述。不过还是能够大概摸索出以下规律：

1、所有名称全部使用时，由中心向两端的顺序为“明间”、“次间”、“梢间”、“尽间”；
2、同样间广的开间可以合并表述，也可分别表述；
3、“尽间”优先于“梢间”，是真正的尽端之间，后者常被省略；
4、同样的开间数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在同一单体建筑内不引起空间顺序的误解即可。

有意思的是，勤政殿在史料原文中虽然以明、次、尽间称之，刘敦桢在行文时仍以“梢间”称呼两端之开间。

4.5 其他明清文献

明万历《普陀山志》卷二记录了寺院的规制和各建筑的尺寸，其中圆通大殿“七间十五架，面阔一 □□ 丈，进深八丈八尺，明间阔二丈八尺，左右次间各阔二丈四尺，左右稍间各阔二丈，左右次稍间各阔一丈五尺，高五丈八尺。甬道四丈。”（图6）可见在《普陀山志》中，建筑的开间由中间到两端依次为明间、次间、稍间、次稍间，可以满足描述七开间建筑的需求。在这一套命名系统中，次间是唯一的，而稍间则可以被扩展。

清代《帝阙城垣规制》中有：“正城楼一座，计七间，内明间面阔一丈八尺二寸，四次、稍间各面阔一丈二尺五寸，两稍间各面阔七尺五寸，进深各显三间，内明间面阔二丈三尺一寸，二次间各面阔七尺五寸，外周围廊各深七尺五寸，通面阔九丈八尺二寸，进深五丈三尺一寸。”这与《普陀山志》的规则是相似的，次间不重复而稍间可以重复，只不过没有称最外一间为“次稍间”。

清代《地宫作法》中有“东西配殿二座，每座五间，内明间面阔一丈三尺，四稍间各面阔一丈五寸，通面阔五丈五尺。”此处不用次间，而是将多个同面阔的开间合并称为稍间。

《清宫史续编（国朝宫史续编）》成书于清嘉庆十一（1806）年，其中卷六十五详细描述了北京紫光阁的历史变迁和建筑布局，文中记录阁内陈设时分别使用了“东次间”、“东尽间”、“西次间”、“西尽间”，没有出现“梢间”或“稍间”。再结合《清会典事例·工部·宫殿》“因西苑内平台故址，改建紫光阁五间，图功臣像於阁上”可知，紫光阁仅有五开间，所谓“尽间”即是两端之开间。这是目前找到的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尽间”。

台北故宫藏有一张《弘义阁甃门做法画样图》，为清乾隆四十八年体仁阁火毁后，仿弘义阁建筑所绘制的体仁阁重建工程图。图正中的标签上写有：“体仁阁九间，明间面宽二丈，六次间各面宽一丈五尺，两稍间各面宽一丈三尺五寸，通面宽十三丈七尺，两山各显三间，明间面宽二丈五尺，二次间各面宽一丈三尺五寸，通进深五丈二尺。”（图7）其中的命名规则又与《帝阙城垣规制》等有所不同，次间重复而稍间不重复。

综合以上文献可知，在明清时期，对于开间的命名并无定法，只要不改变“明、次、梢、尽”的空间顺序，各间的名称可以比较自由地合并或减省。“尽间”至迟在清嘉庆年间已出现在清宫文献中，但未见于清宫文献之外，有可能是清朝官方机构首先并专门使用的名称。

4.6 进深方向的命名

前文提到，在建筑的进深方向也可称“间”，那么在进深方向是否也有类似的命名规则？不常见，但也不算罕见。

首先，前文引用的文献中已经出现过“两山各显N间”的表述，并且可以用明间、次间、稍间称呼，各间面阔之和即等于通进深。

而在重要的清代建筑文献《工程做法》中也有：“凡承重，以进深定长，如山明间壹丈陆尺，即长壹丈陆尺；山稍间捌尺，即长捌尺”；“凡採步金以进深定长，如山明间进深壹丈陆尺，两头各加桁条之径壹分半，得假桁条头分位”；“稍间并山稍间老檐桁”。在《工程做法》的语境中，将两山分间是为了表述两山的结构，构件的分断、定长与山面的分间紧密关联，所以“山明间”、“山稍间”的面阔和进深都只有一间。

长期研究《工程做法》的王璞子是少有的提到山面各间名称的现代学者之一。他明确写到，“就山面而言，也称为面阔，如两山明间，两山次间面阔；如不分间仍称为进深，以免与前后檐相混”^[22]。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在山面称面阔的时候，视角也自然地转换到了建筑的山面，这时候整个建筑的正面和侧面就发生了互换。那么不妨再问一句：有没有以山面为正面的建筑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现存的知名案例之一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其主体大殿四面各出一座龟头屋（抱厦），均以山面朝外（图8），因此各龟头屋的外立面（山面）都被描述为“面阔N间”^[23][24][25]。

还有福建三明到福州地区广泛分布的“横头厝（也叫横厝、横楼）”，也就是与一般的建筑坐向垂直、以山面为正面的建筑（图9）。“横头厝”的大部分缝架仍然保持与正脊垂直的关系，但在前部的山面之下会嵌入一套垂直（平行于正脊）方向的缝架使得“横头厝”的山面也具备常见的正厅和厅边房^[26]（图10）。经过这么一番构架的融合与立面的重塑，我们会发现“横头厝”在横纵两个方向上都能够用通常认知中的“面阔N间”加以表述。

类似于“横头厝”，福建还有许多在建筑山面设置厅堂空间的案例。三明永安吉山萃园，通过移动和减少梢间的柱位并调整梁架，在两侧山面都营造出“一明两暗”的空间，使得山面也具有了和正面厅堂类似的“正面性”（图11、12）。

宁德福安等地的大厝亦有在梢间营造“厦厅”的传统，陈志华在《楼下村》中是这样描述的：“梢间很特别，面对左右两侧，分为三间，以中央一间为厅堂，叫‘厦厅’，它前面是一个小天井，叫‘厦天井’。”[28]从建筑一层平面上看，福安大厝主体为面阔五间，但从立体的构架来看，所谓左右梢间其实是依附在中央三间两侧的披厦建筑，所以梢间的小厅被称为“厦厅”^11）（图13、14）。

以上案例说明，即使在柱距紧凑的穿斗结构中，也可以通过增加、减省或调整柱梁构架，在山面建构起和檐面几乎一致的空间划分；而在柱网更加稀疏、构架更加自由的抬梁、层叠结构中，建筑平面的方向性则更加模糊。

甚至与结构类型都没有关系。根本在于，“面阔”与“进深”并非由构架的方向决定，而是由建筑的坐向——更确切地说，由人的进入方向所决定。以廊桥为例，廊屋的正面在哪个方向？廊屋的“面阔”与“进深”又该如何计算？（图15）正因为人的视角可以不断转换，古建筑语境中的“横”与“纵”才总是游移不定——建筑的方向和构架的方向本就可以是两套独立的坐标。

五 “间”的计算

前文提到，廊子是否算在开间之内尚存争议。

以故宫太和殿为例。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太和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寓意“九五之尊”^[30][10]:218。但是从太和殿的平面图来看（图16），所谓“面阔九间”不包括左右廊子^12），而“进深五间”却包括了前后廊子，这一说法肯定有问题。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按照梁思成“四柱为一间”的定义，太和殿应为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所以总共五十五间^[31][32][33]。

两种说法都不是空穴来风。按照《清会典》的记载，“太和殿……广十有一间，纵五间”，符合后一种说法的前半句。

另外还有一部专门记载重建工程的《太和殿纪事》记载：“太和殿九间，东西两边各一间，内明间面阔二丈六尺三寸五分，次间八，各一丈七尺三寸，两边间各一丈一尺一寸，山明间面阔三丈四尺八寸五分，次间二，各二丈三尺二寸七分，前后小间各一丈一尺一寸。”^13）在这则文献中，除明间外，其余八个尺度相同的开间统一称为“次间”，并未用到“梢间”；而对于四周廊子没有专门术语，从而明确区分了殿身与附属部分。其命名规则与前文圆明园史料基本一致。

王璞子认为，“廊子不包括正身间数以内，另外核计”^[22]，并直言“《清会典》……多出于文笔腴美浮夸所造成的误会”^[35]:350。

宋代《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一》明确将殿阁建筑分为主体“殿身”和附属部分，而等级规定仅针对“殿身”的面阔间数。例如：“第一等……殿身九间至十一间则用之”，并注“若副阶并殿挟屋材，分减殿身一等”。而在图样部分，更以图示明确了殿身与副阶相对独立的计算关系（图17）。据此，当前许多描述重檐建筑的文本中都会出现类似“殿身面阔、进深若干间，副阶周匝”^14）的说法^[36][37]:270。

而在清代《工程做法》中，也从未将廊子纳入“明、次、稍”的命名体系中，只是在计算建筑的平面总尺寸时才将廊子计入。例如“……（两山）明间、次间各得面阔壹丈壹尺，再加前后廊各深伍尺伍寸，得通进深肆丈肆尺。”

所以，在表述建筑的规制和等级的时候，仅计算殿身（亦称正身）部分的开间，副阶或廊子则另外表述；只有在脱离了等级语境而仅计算建筑尺寸时，才将副阶或廊子纳入。

至于将横纵开间相乘的算法，在历史文献中闻所未闻，似乎是1978年以后才出现的。

六 总结

综上所述，“间”这一中国古建筑的基本术语，最初由汉代以前的“两楹间”发展而来。“楹”原意为立柱，在早期文献中特指堂上孤立的、具有空间标识功能的柱，“两楹间”原指礼仪建筑中轴线上的位置。至迟到唐代，随着木构架的变迁和成熟，形成规整的柱网，“楹”的语义出现分化，除单一立柱外，还可以指代一列柱，相邻两列柱之间的空间被称为“间”。“间”成为组成单体建筑的基本空间单元，其数量成为表征建筑规模和等级的重要指标。同时，“楹”因为误读也出现等同于“间”之建筑单元的含义，此后“楹”的多种表意长期并存。

宋《营造法式》中使用了“当心间、次间、梢间”的命名系统，分别指代正中一间、当心间与梢间之间的开间、左右两端的开间。在具体的建筑语境下，这些名称还可以指代相应的构架或部分构架。明代出现了“明间”和“稍间”，含义分别与“当心间”、“梢间”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明间有时可以包含多间。清代早期的《工程做法》使用了“明间、次间、稍间”的命名系统，规则大体与《营造法式》类同，但在合并相同开间时没有定则。清代中期，清宫文献中新出现了“尽间”一词，有时取代了“梢（稍）间”的位置，有时则出现在“梢（稍）间”之外。民国时期，营造学社整理并吸纳清宫文献，将“明间、次间、梢间、尽间”的命名规则固定下来，并规定仅“次间”可以重复。该命名规则一直影响至今。

通常，“间”默认指面阔方向的分间；在进深方向亦可使用“间”加以表述，其命名逻辑与面阔方向一致。在描述建筑形制时，主体与廊子需分别计量并加以区分。

唐《营缮令》首次将开间数量与住宅等级挂钩；宋代《营造法式》则扩大了等级规定适用的建筑类别，并将开间数量与结构做法、用材尺度全面对应，使“间”成为判断建筑规模和等级的核心依据之一。

“间”从抽象概念发展为建筑的空间单元，后又成为建筑等级的表征，反映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成熟和系统化的过程。古代对“间”的命名，多从营造实践的视角出发，将具有共同特征的开间归类，体现出模数化的营造思维^15）[38]；而营造学社制定的命名规则，则追求术语与建筑空间的精确对应，其背后是现代建筑学所强调的科学思维。

本文所呈现的仅为“间”的基本规律，实践中的许多案例则更为灵活和复杂，突破了文献的条条框框，甚至游走在规则的边缘。这些真实的案例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古建筑对空间、结构与使用之间关系的观念，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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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开间”一词，在当前的古建筑相关文本中有两种含义：1、同“间”；2、“间”的宽度，与“间广”同义。本文中的“开间”一般指前者。
2）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到“中国古代建筑术语注释与翻译（简称 ATTCAT）”工作坊启发，特此致谢。
3）“室”的另一含义为封闭的空间，近似现在说的房间，一室可有多间，如《宋史》第五十九卷：（太庙）东西留夹室外，余十间分为五室，室二间。
4）宋《册府元龟·卷六十一》（四库全书本）：“准营缮令，三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仍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亦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乌头大门。勋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
5）“架”在历史文献中有多种含义，相关研究详见参考文献[12]。
6）横与纵在历史文献中存在两种解释，此处根据“每楹间二牖一户”和文献中的绘图可知面阔方向为横。
7）南宋《晦庵先生语录类要》：“文公是年正旦，书于藏书阁下东楹。”南宋《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是用辟堂之东楹，敬祀遗像。”
8）程大昌撰《演繁露》卷十四《屋几楹》：“元祐初，程颐议更立太学，先言三舍每斋须屋七楹，其后又言七间为一斋。学制所诘问颐前后所须间架不同，颐曰：‘所称斋七楹，即是七间，别无间架不同。’不知此时何人主学制所，殊可笑也。楹，柱也。诗言‘旅楹’，即槩言众柱耳。孔子梦奠两楹，即是在两柱之间。世谓屋若干间者，取两柱夹覆之中，故曰一间。今文士记屋，亦皆相承以几楹为几间，盖取柱之一列言之，则无碍。或析而言之，以一间为一楹，一楹安得立屋？此正所谓因文害事也。唐王盈孙传：‘僖宗还蜀，议立太庙。盈孙议曰：故庙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是排立十一室，无室为屋间二，其东西屋尽处，别须植柱二列，故十一室而二十三楹者，以一列为一楹也。二十三楹而梁才居十一者，从南面计视，亦以梁列数之，故每室才云一梁也。”
9）林徽因、梁思成曾《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描述霍县县政府大堂“前有抱厦，面阔三间，当心间阔而梢间稍狭”。是比较罕见的在三开间中使用“梢间”的例子之一。
10）个别清宫文献中，将“尽间”写作“进间”。
11）披厦在福建传统建筑中普遍存在，指主体建筑两侧单坡屋面的附属房屋。披厦应与唐《营缮令》中的“厦两头”应有密切联系。
12）本文讨论的是结构中的廊子，不受是否有围合影响。
13）转引自参考文献[35]:349。
14）“副阶”尚无明确定义，通常副阶表现为外廊，也有部分建筑将副阶围入室内。“周匝”即环绕一周。
15）雷德侯在《万物》中写到：“开间和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即是模件与单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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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屋丘墟

福建古田县佛教历史悠久，起源较早，早在唐宋时期，境内便已有极乐寺、西峰寺、幽岩寺、天王寺、禅林寺等多座寺院，而且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古田县卓洋乡秀峰村原有一座崇胜院，据宋淳熙《三山志》记载，“乾祐元（948）年清觉禅师开创，祥符八（1015）年赐今额”，产钱（应主要来自田产和山林）有“一十二贯九百九十九文”，是《三山志》中产钱最多的古田寺院，在当时算得上相当富有。横向比较之下，当时古田极乐寺的产钱为“三贯一百一十文”，而福州涌泉寺的产钱为“一十五贯七百三十文”。足可见崇胜院在宋代时的兴盛。

宋以后，秀峰崇胜院（亦称秀峰寺）屡见于方志之中。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民国《福建通志》、清乾隆《福州府志》、清《古田县志》、民国《古田县志》皆有其记载，大抵沿用《三山志》之说，唯增附明代叶子仪咏寺之诗。但是到了1997年版《古田县志》，秀峰崇胜院却不见了踪影。按照该志所述，“民国时期，（寺院）仅有17所”；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寺院备受冲击或被占用，寺内文物受破坏或散失”。至二十世纪，古田寺院命运多舛，秀峰崇胜院或亦难逃劫数。

如今秀峰的村民尚能指认寺院的方位，但皆言从小就未曾见过僧人。

向村民所指的方向寻去，在菇棚背后的缓坡上，果然觅得两座夯土墙围合的院落。在地图上此处被标注为“和尚地”。只是院中木构早已朽败倾颓，榱桷崩落，茅草蔓生，显然久无人迹。两座建筑皆是清代古田民居的骨架，却不见如佛寺大殿的气象和遗迹，方志所载的放生池更是踪影杳然。或许自清代起，崇胜院便已日渐衰微。

两座院落中的后一座早已倾圮，木构架歪歪斜斜地倒伏在荒草中；前一座的主座尚属完整，不过也变形得厉害，已经有部分屋面坍塌，行将就木，至于前天井的回廊与厢房已成空迹，唯有一株挂牌“800年”树龄的桂花树尚自挺立，树下插着几支未燃尽的香，暗示了这院子不同凡俗的历史。如果没有几位村民的异口同声，很难仅凭这两座建筑辨认出寺院的印迹。几经查找，方才在前一座后厅的瓦砾堆中觅得一块碑座（村民说以前有碑，后不知去向），又在建筑外的田埂里寻见一段宋代须弥座束腰玛瑙柱的残片，这才得以印证村民所言非虚。

明代桥亭

在崇胜院的东南几百米，有一亭，被附近的老人唤作桥亭，说是崇胜院的僧人建造的。从崇胜院到亭子，尚有一条石板古道，现在掩藏在菌棚之间。古道大体呈曲尺状，穿过亭子后一直向南绵延而去，古时大概是通往雪峰崇圣禅寺，传言秀峰法脉源出雪峰，或可印证。

桥亭初观似为一座路亭，仅有三间，每榀四柱，双坡屋顶，自山面出入，算是很标准的小型路亭的形制。亭内堆放了大量杂物尤其是菌包，一时难见全貌，绕了一大圈才发现，亭子底下果然有一条小溪，宽也就一米多有余，使得这座“路亭”成为名副其实的“廊桥”。

据网络资料，崇胜院前有一座“虎溪桥亭”，所指应即此亭（以下仍称“桥亭”）。

桥亭颇有明风。中间四根内柱呈梭形，下置櫍形石础，是闽东明代中期的样式。梁架为穿斗结构，形制简洁，用材硕大，主要的梁栿、阑额均为圆作，卷杀丰满圆润。有意思的是梁架中不用“枓栱”，连闽东标志性的插栱都没有。明间檩下有题记，大部已佚，脊檩下可辨出“峕……道光”等字，大概是重修时的题记。

桥亭内堆放着大量菌包，其中一堆下面掩藏有一块石碑。经部分清理，识得碑首为“崇勝碑記”，落款时间为清顺治十五（1658）年，正文主要记述了崇胜院在明万历年间的境况：约六成的苗田被官府征收，加之“差役浩繁”，人们“或逃或亡”，寺院中落；而后至清顺治年间，欲图重光寺院，然仅余田产数亩……此碑今被充作桥面，或许正是前文院落中碑座上的那块，不知何时被迁至此处。

桥亭的保存情况并不乐观，用“危在旦夕”来形容绝不夸张。整个桥亭已经肉眼可见地歪斜扭曲，屋面多处破损见天，全部十六根立柱无一完好。北侧次间的四根柱已经被锯掉三根，颤巍巍地悬在空中；其余十一柱的柱脚全部有灼烧痕迹，皆为跛足，有的甚至已经与柱础分离。明间有一根主梁更从中间被截断，整齐的断面裸露在半空中。

桥亭之形尚能勉力维持，简直是一个奇迹。

据附近老人回忆，桥亭中原有神龛，已于数十年前拆除；柱脚的烧痕是农户在桥亭内燃烧肥料（秸秆）所致；而锯断柱梁则是为了更方便和更多地堆放菌包。亭子撑不住了，就拿砖头木头顶一顶。

说来可笑，什么明代桥亭，还不如菌包重要。

营造推演

桥亭能够如此“身残志坚”，或许并非侥幸。首先，桥亭的用材极大，中间四根内柱仅柱脚的直径就达到40厘米，更不用说梭形的中段；而其余木柱的直径也都在30厘米左右，远超一般亭子的规格。其次，桥亭采用典型的穿斗结构，设计简洁有效，榫卯节点严密，把各个方向的构件联结为一个整体，所以在部分主要构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不至于立即散架。

最有意思之处在于整个桥亭没有使用任何“枓栱”，这看似有悖于我们对中国古建筑的固有印象，实则去伪存真，免去了形态上的伪装，更易于呈现穿斗结构的核心原理——除了柱身内部的节点不可见之外，几乎所有的结构关系都已经袒露在眼前。大道至简，返朴归真，是为简练而非简陋，这桥亭正好展示出了穿斗结构的高效。

“穿斗”一词原作“穿鬭”或“穿鬥”，“鬥”意为相遇、相碰，与“枓栱”的“枓”并不相同（后者指斗形构件）。值得一提的是，“枓栱”早就不是出于结构上的必需而存在；尤其在相当多清代以后的建筑中，“枓栱”已经演变为象征性的构件。“穿斗”来源于近代学者对西南民居建筑结构的总结，相当准确地指出南方诸省木构架的共通之处：即以穿枋（梁）横向串联木柱，形成稳定的结构单元。基于这种串联逻辑，穿斗结构的营造方式通常是以“榀”为单位，先在地面组装好横向缝架，之后再逐榀扶立，并连接纵向构件，形成完整构架体系。

在穿斗结构中，落地柱（通常）都直接承托檩条，其意义不仅在于——已经老生常谈的——直接传递屋面荷载，更在于木柱本身即为一种贯通构件，与梁、枋、额等相互穿插和制约，在横、纵、高三个维度上共同构成稳定的框架体系。而我们所熟知的抬梁结构则是逐层垒叠、垂直分层，构架的整体性相对逊色，营造方式也完全不同。

那么不妨借助图示来看看，如何在不使用斗栱的情况下，营造一座穿斗结构的桥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下主要聚焦于桥亭在技术层面的结构关系，并结合若干基本构造原则，推演出最有可能的营造顺序。这些基本的构造原则源自传统“大木作”技艺，长期在匠师之间口传心授，并以“规矩”的形式落实于施工实践之中。这些原则包括且不限于：当不同构件在同一柱内交叉时，非受力构件让受力构件通过；主要构件用透榫，次要构件的榫卯则可自由调整等^[1]。因此，即便在没有真正拆解建筑并观察内部节点的情况下，仍能依据构造逻辑对在同一柱内交叉的构件关系作出初步判断。正如“匠师所注重的是原则和做法，榫卯的名称并非重点”，本文也不纠结于——尚未得到系统梳理的——地方传统建筑构件名称，而是尽可能以“顾名思义”的称呼降低阅读门槛，主要以“构件位置/形态+构件类型”的方式命名，例如“内柱”、“一梁”、“单步枋”等等。

据此，推演中使用的构件名称标注如下图：

那么营造推演如下：

桥亭的穿斗结构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技术特征。第一，所谓“一梁”、“二梁”，在形态和结构上兼具梁与枋的双重属性，也就是说既是承重构件，也具有牵拉作用。第二，所有挑檐檩是依靠从内柱伸出的挑枋承托（也就是“硬挑”），而不是依靠插栱，即便下方再辅以插栱也不改变其结构实质。第三，柱头的檩条做箍头榫并扣入柱头（实际中檩条多不连续，则用两半箍头榫合一[2]），那么檩条也具备了纵向联系的作用，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枋”。

上述特征亦普遍存在于闽东及福建其他地区的穿斗结构中，足见福建建筑的地域特征。窥一斑而见全豹，这座桥亭可以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原型”提供参照。

后会难期

雨季已经来临，不知道桥亭还能经受住几场风雨。讽刺的是，目前尚能苟延一息的最大希望，恰恰在于桥亭对于堆放菌包的农户尚有一丝利用价值。或许只能祈祷农户能给桥亭稍做加固，免得倒下来压坏了宝贵的生产资料。

明代桥亭没有任何身份，这在福建毫不意外。更何况古田的遗产记录本就“劣迹斑斑”。所谓“历史文化名镇”保不住杉洋龙潭亭、“传统村落”保不住路上余氏祖厅、“文物保护单位”保不住下地水尾桥佛亭，那么，也很难指望“四普”或“廊桥行动”就能拯救虎溪桥亭。就算万一侥幸被列入名录，按照文保的流程，等启动修缮的时候，那些明代木头早不知道躺在哪个菇棚里长蘑菇了呢。

能看一眼是一眼，在福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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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南方天空”、“拣尽寒枝”提供相关线索；感谢穆睦和朋友们清理出“崇勝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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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张玉瑜. 福建传统大木匠师技艺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02:44.
[2]乔迅翔.基于演化视角的穿斗架分类研究[J].建筑史,2019,(02):37-52.

1 引言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柱础作为重要的基础构件，不仅承担着传递荷载的结构功能，其形制特征在建筑史研究中亦具有重要的年代分期意义。关于柱础的起源和演变，梁思成^[1]、陈从周^[2]等先辈已经从宏观角度梳理了中国主流柱础的发展脉络，涵盖了文献与实物的对比分析，其中主要依托于中原与江南地区的实例。近几十年来的相关研究多沿袭这一宏观视角，或偏重柱础的艺术表现，而在中微观层面深入探讨柱础的形制及其演变的研究仍较为匮乏。

在福建传统建筑的相关研究中，对待柱础大多视其为细枝末节，而以三言两语带过，或仅关注其雕刻艺术特征。因此，福建地区柱础的分类与命名尚未形成共识。此外，关于福建柱础的历时性研究，迄今仅有零星文献略有涉及，其研究视野较为局限，内容亦显粗略，缺乏系统性梳理。

大量的田野调查显示，福建地区的建筑风格在早期具有较强的共性特征，而随着时间推移，晚期建筑形态趋于多元化。大约在明末清初，福建建筑经历了一次比较显著的分化与转变，而这一变化同样体现在柱础的演变过程中。本文试截取十七世纪以前——这一仍可将福建柱础视为整体的研究对象的历史时期，探讨其共性的地域特征，并揭示其形制演变的规律。

此外，除了柱础本身的形制特征外，其在建筑中的分布亦呈现特定规律，尤其在早期建筑中更为显著。本文在后半部分将从这一看似“细枝末节”的构件出发，进一步探讨柱础如何参与表达建筑的空间意识。

2 柱础的名称

根据《营造法式·卷三》，“柱础其名有六，一曰础，二曰櫍，三曰磶，四曰磌，五曰磩，六曰磉，今谓之石碇。”可见柱础属于典型的“一物多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对于柱础的称呼各有异同。仅仅在福建，文献和田野中就出现过“础”、“礩”、“磉”、“硃（珠）”、“砋（址）”等多种称呼或书写方式_（图1）。

根据以往学者的总结和梳理，“柱础”是历史上最为广泛使用的称谓^[3]，本文沿用之。历史上，只要石制构件上承柱而下压地即可称为柱础，不论其与场地基面的关系如何，柱础与柱之间可加入“板状圆盘”称为“櫍”^[1]。至明清时期，柱础的地上与地下部分通常为分离的两部分构件，二者产生了更加固定和明确的称谓。姚承祖的《营造法原》和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都将上部的称为柱础，而将柱础之下的方形垫石称为“磉”或“磉墩”^[4]39。

为了更清晰地表述，本文沿用明清以来对于柱之下各个部分的主流认识，并考虑兼顾早期柱础形态，下文统一使用称谓如下：对于地面上下为一体的整石，本文称为“础”；对于地面上下分离的，本文称地面以上为“础”，地面以下为“磉”（包括仅有地面以下的）；对于安置于础之上、柱之下的，本文称为“櫍”或“礩”。

3 福建早期柱基础的状态和材质

3.1 无柱础

无柱础即柱子直接落于磉石之上，柱脚与地面平齐。考古证据表明，自汉代起，木柱柱脚不再被栽入地基，而是直接立于居住面之上^[4]49。之后，地平面之上有柱础和无柱础的做法并存，一直延续到唐代^[4]55。至宋代以后，无柱础的做法基本从主流视野中消失。

在福建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有柱础为主。例如在闽南地区，无柱础的做法仅可见于北宋至南宋早期，而且均为石构石柱^[5]。而在福建中部的戴云山脉到武夷山脉之间的山区，乃至闽东部分地区，直至明清时期仍能见到一些不施柱础的建筑实例，并且涵盖了庙宇、祠堂、民居等各类建筑_（图2）。这表明，在福建相当广泛的地域范围内，都出现了沿袭古制的现象，呈现出极强的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气候多雨潮湿的福建，无柱础的做法能够广泛、长期地被延续，恰恰挑战了既往人们从“工具理性”出发的解释——即柱础的作用是防潮，因而在更潮湿的地方柱础应该更高^[2]。由此可见，风土建筑中一些现象的成因和演化规律是多方面而且复杂的，研究时需超越单一视角，进行更深入的观察与多维度思考。

3.2 木础

木础也被视为一种古制。《说文解字·木部》载：“榰，柱砥也。古用木，今以石。”陈从周亦指出：“至于后世易木为石， 因石更不易腐烂”^[2]。福建的木础实例，数量上仅可零星见到，年代一般较早，在闽东最晚可见于明末_（图3），而在闽北部分地区则延用至清代_（图4）。另外，在闽北明清建筑中还可见到木櫍，亦是存古的一种地域做法_（图5）。

以往研究认为，木础（木櫍）一旦糟朽可以随时更换，是古人的巧思^[1][2]。从实物来看，早期木构搭配晚期柱础（包括石础）的案例并不常见，因此可以推测，在古代抽换柱础并不是普遍做法。

3.3 石础

中国传统建筑普遍采用石础，“因石质既可防潮，且高出地面，可免柱脚腐蚀或碰损之虞”^[1]。在福建亦然，本文所列举的柱础绝大多数为石质。福建的石础材料一般有花岗岩、青石（辉绿岩）、砂岩等。其中，青石的密度最大、质地最细腻，最适宜精雕细刻；花岗岩次之；砂岩质地松散，耐久性较差。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青石柱础的保存状态最接近初建时的原貌。

由于石础较木构更为耐久，当木构部分被重建时，石础往往被复用。这一现象直到当代的重建活动中仍可见到。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建筑年代与石础年代等同。通常，可通过木柱与柱础在大小及轮廓上的匹配情况快速判断是否为同一时间建造，少数情况下，还可通过题记或样式风格进一步论证。

4 福建早期柱础的主要样式

4.1 覆斗

覆斗大概是现存实物最久远的一种柱础样式，早在汉代的墓葬中就已经出现。东汉初年的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正中，一根八角形石柱分祠室为两间，其上有栌斗、下有柱础，两者形状样式完全一致，只是上下颠倒_（图6）。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这样描述：“其上施大斗一枚，其下以同形之斗覆置为础。”^[7]因此覆斗柱础与栌斗一样为方形，上小下大，分为上部内凹的“欹”和下部竖直的“平”两段。

在福建建筑中，覆斗柱础自宋代至清代长期沿用。早期案例同样见于石构建筑。永泰方广岩观音岩是一座宋代小型石仿木建筑，四根方柱的柱脚均做覆斗形放大，合柱与础为一体_（图7）。同样的做法还可见于元至元己卯年的永春百丈岩补陀山观音亭_（图8）。而在沿海——尤其是闽南——地区，石柱的柱脚虽不放大，但普遍的做法是方柱抹角，由上至下至接近地面时过渡为直角至落地，略有几分柱、础合一的意味。而几乎与汉代覆斗相同的形式，还能偶见于明清石构：如明万历的漳平净慧岩，石柱上下的方斗如出一辙_（图9）；又如清代的石花台，还采用相同的正斗与覆斗组合_（图10）。

木构建筑中的覆斗柱础则可见于明代，总是与方柱搭配。例如，明弘治十八年的尤溪黄林崇福宫和明末的延平峡阳大衙土库均有覆斗柱础_{（图11、12）}。覆斗柱础的顶部随木柱的抹角而抹角，随“欹”部的内凹曲线过渡到柱础中部为直角，而下半部向内收，常呈现外凸曲线，整体的轮廓与圆柱的“櫍形础”几无二致_（图13）。

4.2 櫍形

“櫍形础”并不见于《营造法式》等古籍文献，而是建筑史学者的总结[8]。《营造法式》中规定，“凡造柱下櫍，径周各出柱三分 ；厚十分，下三分为平，其上并为欹 ；上径四周各杀三分，令与柱身通上匀平”。在《营造法式》的大木作制度图样中，则明确画出了“柱礩”的立面图_（图14）。中国营造学社依据这些，在《建築設計參考圖集·第7集·柱礎》（1936年出版）中绘制了更精确的图样_（图15），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櫍和櫍形础的形象。所谓“櫍形”的主要特征，是“欹”部的曲线呈内凹的抛物线状。张十庆教授在《苏州罗汉院大殿复原研究》中写道：“宋初的罗汉院大殿覆盆上的櫍这一部分已显著发达……成为江南后世普遍采用的櫍形础的先声”^[9]。更早以前，王贵祥教授在华林寺大殿的研究中亦有类似描述：“华林寺大殿柱础地面以上部分，与宋代建筑柱础上的櫍造型比较相似，在早期建筑中似无先例，而后世南方建筑中，比较多见……”^[10]50_{（图16、17）}

的确，“櫍形础”可谓福建早期建筑的一大特色。目前所见最早的形象，出自唐天复元年始建的福州龙瑞寺大殿台基束腰上的浮雕，其中一座建筑清晰表现了柱脚放大作櫍形的典型做法_（图18）。这种做法常见于福建宋元时期的圆形、瓜楞形石柱，与方石柱底部作覆斗形颇为相似^1）_{（图19、20）}。少数案例在放大的柱脚之下再垫以覆盆，更表明了柱脚放大与櫍之间的渊源_{（图21、22）}。大约从南宋后期开始，柱脚的櫍形放大逐渐消失，石柱直接落于独立的櫍形础或覆盆础上^[5]_{（图23、24）}。

而在木构建筑中，元代以前的櫍形础的轮廓比例接近于《营造法式》中的规定，即上部的“欹”高于下部的“平”，且下部的“平”接近垂直于地面_（图25）。元代以后，櫍形础上下部分的比例转变为1:1左右，有时下部甚至高于上部，且下部明显斜向内收、做出外凸的曲线，因而棱角更加外扩，甚至在明中期的一些实例中会出现向上翻卷的夸张造型_{（图26、27）}。基于这些样式特征，櫍形础一般可作为明代建筑的断代依据^[12]。

4.3 覆盆

覆盆即“础形如盆覆地上之谓”^[1]。宋《营造法式》“石作制度”中这样描述：“若造覆盆（铺地莲华同），每方一尺，覆盆高一寸；每覆盆高一寸，盆唇厚一分。如仰覆莲华，其高加覆盆一倍。”并在“石作制度图样”中附有海石榴华、龙水、宝莲华等八种石雕覆盆柱础图样_（图28）。从图样中可见，《营造法式》所述覆盆是指地面上下为一体的柱础中露出地面的部分，外轮廓大体表现为外凸的曲线。

覆盆的出现时间大约不晚于覆斗。沂南北寨汉墓^[13]、东海昌黎水库汉墓^[13]、吴白庄汉画像石墓^[14]中都能见到覆盆柱础。一直到唐宋时期，覆盆都被认为是最通行的柱础样式^[1]。

福建的覆盆柱础，在唐至北宋时期，基本符合宋《营造法式》中的描述，地面上下为一体，覆盆比较低矮扁平。现在所见遗存主要有宝莲华、铺地莲华（下文皆称“覆莲”）和素平三种样式_（图29）。而到了南宋以后，覆盆的高度明显增加，直径较柱径的比例明显减小，因而曲线趋于陡而急，出现了先外凸后内凸的“S”形曲线，并在曲线（“欹”）之下又有“平”，呈上下两段式，上下两段高度之比一般在6:4以上_{（图23b、30）}。至于元明时期，覆盆的高度进一步增加，并在部分实例中出现底部向内收，即下部“平”的部分又复为另一种“欹”，柱础整体造型愈发趋近于櫍形。例如，明成化十八年的浦城云峰寺大殿和明弘治十八年的尤溪黄林崇福宫，覆盆础的外凸曲线都已经缩到极小，而以内凹曲线为主要轮廓特征_（图31）。同时，覆盆的地上和地下部分逐渐分离为独立的石构件。因此可以说，到明代中期以后，覆盆础与櫍形础在形态上已难辨彼此。

有趣的是，偶尔可以见到櫍形础与地面以下的磉石为一块整石，也有少数案例在櫍形础的上沿刻出盆唇，这表明覆盆与櫍形础的融合现象由来已久_（图32）。

大约到了明代晚期，在纪年建筑中，櫍形础和覆盆础逐渐消失，而鼓形柱础开始占据主流。

4.4 鼓形

鼓形柱础从早年的偶见，至明末清初发展为主流样式。鼓形柱础直接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大鼓的模拟，上下对称、中部外凸。大多数鼓形柱础都为素面，较讲究者在上下沿浮雕鼓钉和梅花，个别在中部施以浮雕图案_（图33）。到清乾隆以后，鼓形柱础发展为上大下小中间鼓的钵形，且逐渐从高等级的建筑中退出，出现频率大大降低。

4.5 柱形

柱形为上下等大的长方体或圆柱体，是最简单且常见的柱础样式，一般不具有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长期用于相对次要的建筑或空间。比较特别的是在泉州地区，包括高等级民居在内的多数建筑都普遍用柱形础，仅仅在明间檐柱或屏柱少量使用八角形础_（图34）。

5 柱础样式之间的等第关系

在一组或一座建筑中，依据不同空间或不同柱位的主次差别，使用不同的柱础形式和装饰，是传统建筑的普遍做法。例如在民居建筑中，通常是厅堂的檐柱、厅内的屏柱，其下的柱础材料更好、规格更高、装饰更华丽，其等第秩序是遵循“由前至后、由表及里”的规律。而在福建的（早期）庙宇建筑中，柱础形式的显著差异，并非出现在建筑的立面，而往往表现为空间上的“内外有别”。

比较极致的案例位于上文所述的不用柱础的山区。建瓯黄村永福堂西朵殿建于明万历四十三（1615）年，面阔三间、明间进深五间，共用木柱22根，仅在殿内4根内柱下置櫍形石础，其余18根木柱均不用柱础^3），且4根内柱的柱径明显大于其他木柱_（图35）。这一做法极大地强化了4根内柱所围合成的矩形核心空间。而当某个建筑被重建时，即使所有的木构都被更新替换，也仍然常会保留内柱的柱础继续使用，如建瓯郑魏村的福主庙重建于清嘉庆二十（1815）年，4根内柱仍沿用宋元风格的覆盆石础，且尺寸明显大于清代木柱，而其余14根清代木柱仍旧不用柱础_（图36）。

在普遍置柱础的庙宇中，也能发现内柱与其他木柱之间，在柱础形式上存在着明确的等第关系。以下列举出部分有明确纪年或有参考资料的庙宇建筑，主要提取其平面和用础特征，总结不同形式的柱础之间的等第关系，并探讨空间层次的相关规律_{（表1、图37、38）}。

名称	平面年代	内（金）柱柱础	其他柱础
三明忠山四贤祠（图38a）	元至正年间6）	带礩覆莲覆盆石础	素面覆盆石础、无柱础、晚期方鼓形柱础
顺昌宝山寺大殿（图38b-d）	元至正二十三年	带礩素面覆盆石础	覆莲覆盆石础、素面覆盆石础、覆斗石础、无柱础
宁德扶摇佑信堂（图1e、26a）	明天顺七年7）	素面覆盆石础	櫍形石础
浦城云峰寺大殿（图31a）	明成化十八年8）	覆莲覆盆石础	櫍形石础
建瓯富地大奶庙（图38e）	明弘治十六年	素面覆盆木础9）	无
尤溪黄林崇福宫正殿（图31b）	明弘治十八年	覆莲覆盆石础	櫍形石础、覆斗石础、无柱础
屏南墘源门亭（图38f）	明正德二年	櫍形木础	鼓形石础10）
延平真君殿（图38g）	明正德十一年	櫍形石础	柱形石础
寿宁南阳报祖祠大殿（图38h）	明嘉靖十年	覆莲覆盆石础	鼓形石础
漳平虎符祖殿（图38i）	明嘉靖十六年	素面覆盆石础	櫍形石础11）、柱形石础
建瓯黄村永福堂西朵殿（图35）	明万历四十三年	櫍形石础	无
建瓯郑魏村福主庙（图36）	清嘉庆二十年	素面覆盆石础	无

从以上诸多案例中，我们能够总结出，当不同种类的柱基础形式和样式同时使用在同一建筑中时，其等第关系依次为：带櫍覆盆的组合柱础大于单一柱础，覆莲大于素面，覆盆大于櫍形础、又大于柱形或不用柱础。

6 柱础分布所表现出的空间特征

通过观察以上各个建筑的平面图，我们能够发现这些庙宇都是以建筑的内四柱（金柱）最为关键，而不同于民居建筑以檐柱为装饰的重点。庙宇中不同柱础的排布呈现类似同心圆的套叠关系，这种“内外有别”的分布关系在江南的早期建筑中普遍存在，典型案例见于苏州罗汉院遗址：“其一，所有石柱皆为副阶柱，殿身柱应为木柱形式，现皆已不存；其二 ，整石雕出的带櫍石础，皆为副阶柱础，殿身柱础应为石覆盆上设木櫍的形式。”^[9]

张十庆教授在对保国寺的研究中，认为以保国寺为代表的方三间厅堂“以四内柱方间为核心的意识，显著而突出”，并基于木构架的建构逻辑提出了“井字形构架”概念^[19]。此后，丁伯仪以同样的视角分析了闽北的一组明清木构，认为“他们的建造方法与逻辑仍继承着方三间井字型厅堂构架所展现的结构逻辑关系”^[20]。
当然，我们很难在柱础分布与木构架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甚至从整个的建构逻辑来看，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柱础与木构架共享了相似的“核心空间意识”。

在福建庙宇中，殿内的几何中心通常不用于安置神像，而是摆放跪拜垫、供桌、香炉等，是信众跪拜、祈愿、掷筊、敬香的主要空间。这表明，福建庙宇的布局并非围绕神像展开，而是以人神交流的空间为核心。

除了柱础样式的选择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材级、斗栱、藻井、装饰等多方面观察福建风土建筑的是如何围绕着这一“核心空间意识”进行空间塑造。当然，这些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畴。

7 结语及余论

在进入柱础样式的讨论之前，本文首先指出无柱础的做法在福建具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和延续，可以视为福建山区建筑的一种特色。随后通过对现有纪年实例的调查与梳理，归纳出覆斗、櫍形、覆盆、鼓形等福建早期柱础的主流样式。其中，櫍形础是十七世纪以前福建较有特色的柱础样式，并且具备一定的年代分期特征。

不同的柱础之间有等第之分。在《营造法式·卷二十八》中以不同的雕刻技法划分覆盆的上、中、下等。而不同样式柱础之间的等级关系，尚无明确的文献参考。但是在田野中，福建的风土建筑显然形成了一套有序的规则。通过对建筑平面的研究，本文大致总结出了不同形式的柱础之间的等第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到了福建庙宇中的“核心空间意识”。从已有的早期建筑研究来看，这一空间观念或许曾经广泛地流行于中国南方。

本文未能涵盖的是，在十七世纪以前，福建风土建筑中还存在瓜楞形、八角形、莲瓣形等数种不同的柱础样式，并分别流行于一定的区域。对于这些柱础，本文尚未能收集到足够的纪年案例以形成系统性认识。此外，福建部分相对边缘的地区未能充分涉足并纳入讨论。这些方面还有待继续调查补充。

十七世纪之后，福建各地的柱础发展出尊形、方盒形、宝瓶形等新的样式主题，与此前的风格有较为明显的割裂。各地的共性之处是柱础风格趋于装饰化，整体造型是为容纳更多的雕饰内容而服务。柱础的主次以雕刻的技艺和题材内容区分，样式特征逐渐被弱化。在另一方面，随着各地信仰的发展，庙宇建筑的功能和空间关系也趋于复杂，原先共同的“核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模糊。因此，在十七世纪之后就很难再不加划分地以整个福建为一个整体单元进行讨论。

按照形制年代学的方法，文章中本应作出柱础形制的年代区间示意图，作为无纪年建筑及构件的断代参考。但如此会面临一个问题：即使同样被称为“覆盆”或“櫍形”，宋、元、明时期的柱础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即，目前所归类总结的名目，其精度是粗于样式本身的多样性。尽管通过重新命名或添加编号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分类的精度，但同时也会形成一套仅适用于当前文章内的术语体系。形制的分类本身成为了形制分期研究的瓶颈。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推向极端，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某些被归入同一名称的构造或构件，其实未必具有相同的形态与原理，也就未必具有相同的原型或演变路径。因此，不论是共时性研究还是历时性研究，风土建筑的谱系探讨最终都必须回归到微观尺度，对特定构造和构件进行细致的溯本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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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王贵祥教授在华林寺大殿的研究中有作过比较，见参考文献[10]50：“但在汉代建筑遗物中，有在柱头与柱础，上下各用一个栌斗，柱础似一倒置的栌斗的作法，如山东肥城孝堂山郭巨墓祠柱础，与山东安丘汉墓柱础等，这种柱础的上部为敬，下部为平，似为华林寺大殿柱础造型上的先声。”
2）据《莆田黄石灵慈庙初探》：“正殿为外展孤接垂直线形石柱础，应是元代旧有构件。”详见参考文献[11]。
3）4根后檐柱被替换为短柱落于神坛上。
4）现存木构为明代。根据建筑整体的地台基保存情况，柱础应为宋代始建时期的遗存。
5）本表中“平面年代”指可考证的原始平面的时间，当柱础与木构不匹配或存在明显的年代差异时，主要参考相关文献确定平面年代，如无法确定则填写当前木构年代。
6）相关文献记载原为忠山乡贤罗浩然于元至正年间出资兴建。现存20处早期柱础及4根石质梭柱。建筑木构为清代。
7）大部分柱础上有题记，其中明间右前金柱柱础上题：“陳有田喜捨柱砋一隻报答父母生天界天順七年癸未吉”。建筑木构为清代。参见图1e。
8）大殿中有9处柱础有题记，注明捐捨人、捐捨内容及时间等，纪年均为明成化十八年。详见参考文献[16]。
9）在近年修缮中两根后金柱被更换为高鼓形石础，图中按照原状表达。
10）鼓形石础外观较新，可能为现代更换。
11）现状明间右后外柱为缺损的素面覆盆石础，可能为宋代遗存复用，图中未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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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

图1a：乾隆《福建通志》，卷三
图1d：林寒生.福州话文白异读探讨[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1):134-143+133.
图6：参考文献[6]
图14：故宫博物院藏清初影宋钞本《营造法式》卷第三十·大木作制度图样上·栱枓等卷杀
图15：参考文献[1]
图16：参考文献[10]24
图19：参考文献[10]51
图24：参考文献[5]
图28：故宫博物院藏清初影宋钞本《营造法式》卷第二十九·石作制度图样·柱础角石等
图37b：临摹并改绘自参考文献[15]
图37d：临摹并改绘自参考文献[16]
图37f：临摹并改绘自参考文献[17]
图37i：临摹并改绘自参考文献[18]
其余图表均为作者自摄、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