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镜头中的方广岩

方广岩寺位于永泰葛岭,闽江的支流大樟溪畔的一处山腰之中。始建于宋建隆二年(961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然而这座寺庙除了悠久的历史外,更以其险要而奇巧的选址而著称。此处原是天然的岩洞,一块巨岩悬在洞穴的上方,左右各有峭壁拱卫。故宋代的方广岩,“不载片瓦,虽急风暴雨,不能狂也”。至明永乐年间,由佛阁扩建为寺。

清人称其“岩锁两峡,横幕其巅如一片瓦。西北扆南,四山环抱,夏凉冬温,常得中候。由峡承岩以台,高一十五丈,由台至岩檐,高一十一丈。台平如砥,广三十余丈,深七丈有奇,可坐数千人。”(清乾隆《永福县志》)近代诗人陈衍则在游记中这样描述,“片石成厂,壁立数十仞,袤广数十筵 ,深十丈,浅者数丈,殆吾方广之所独也。”

所以方广岩寺历来是文人雅士访古寻幽之名胜。况永福(今永泰县)去福州不远,群山迤逦,水路便利,至近代福州开埠以后,居留福州的外国人常常到大樟溪畔郊游远足。摄影术传入之后,方广岩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好的拍摄对象,留下了一批经典的早期风景照片。有关方广岩与摄影史的渊源,可以参考徐希景写的《鸿山月照依然在 ——循着约翰·汤姆逊的镜头再识方广寺》,已经非常详尽。

我也拿着四处搜集的老照片,到方广岩拍了几张“对比照”。在此略作分享。

黎芳(Lai Fong)的这些照片大约拍摄于1869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方广岩的影像。黎芳自1859年在香港开设“华芳映相楼”,拍摄了大量中国的自然风景、城市景观、人物肖像照片,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中国摄影师之一。

著名的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1870年到访方广岩,在他的经典作品《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中专门谈到“永福的隐寺”。在他的记录中,特别描绘了寺中僧人的生活场景,有别于其他只着眼于风景的摄影者。

福州同兴照相馆(Tung Hing)也在1870年代拍摄了方广岩。这个照相馆至今身份神秘,摄影师姓名不详,只知其大约活跃于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主要在福建省内活动。毫无疑问的是,同兴的作品堪称中国早期最佳的风景摄影之一。有兴趣可以看看同兴拍摄的《武夷全图》。

Juan Mencarini(胡安·绵嘉义)是中国海关的一名西班牙籍雇员,喜好集邮和摄影。他在1890年被调往福州闽海关,在福州创立摄影俱乐部,拍摄了大量福州的照片,其中就包括方广岩。

闽中奇构 梦里唐宋——华林寺大殿

在福州众多的老建筑中,如果只能看一座,或者只能推荐一座,那答案一定是华林寺大殿。

闽中有奇构

一般在介绍华林寺大殿的时候,不出三句话,一定会说到“建于北宋乾德二年(964年)”、“长江以南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前一句出自宋代的《三山志》:“钱氏十八年,其臣鲍修让为郡守,遂诛秽夷峨为佛庙,乾德二年也。”其时,直至公元978年被北宋吞并之前,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俶尚割据浙闽等地。只是吴越国长期使用北宋的年号,其名不为后人所知。所以从朝代上看,华林寺大殿实属不折不扣的五代建筑。而从时间上看,中国比华林寺大殿更早的木构建筑,也仅有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等不超过10座[注1],且全部位于气候干燥的北方地区。若要较真起来,华林寺大殿应当说是“黄河以南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对于湿润多雨、每年还要遭受台风侵扰的福建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而(80年代大修前)华林寺大殿的木料经过碳-14测定,得出结果为:“受测样品时间普遍达1200年,时间最早者达1400多年”[1]。远远早于史籍文献中记载的创建年代。因而多有学者推测,时任郡守鲍修让建寺之时,拆卸了闽王宫的旧料,挪用至此。

无怪乎有此猜想,凡是亲临现场的人无不感叹大殿用材之粗巨,一改南方建筑婉约秀美之印象。梭形的大殿檐柱底径达64厘米,非两人以上不可环抱,其后仅有福州府文庙大成殿80厘米的内柱可出其右。而华林寺檐柱高仅4.78米(含柱础高0.2米),柱径:柱高比约为0.134。柱头硕大的铺作层总高达到3.57米(栌斗底至压槽枋),超过檐柱高的2/3,若以橑檐枋计算也有2.65米,超过柱高的1/2。这些数据甚至超过以斗栱雄大而著称的唐代佛光寺大殿,在后世的建筑中更是没有的。

但是若只看照片,没有身临其境的直观体验,华林寺大殿只不过是一座三开间的“小殿”,在以开间论等级的古建筑界,实属末流。

按照《营造法式》的规定:”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这句话前一半说的是每座建筑都有一个标准材(模数),后半句则规定标准材有八个等级,对应适用不同规模的建筑。而建筑的规模就是以开间数论大小。然后根据标准材就可以确定一座建筑的柱、梁、斗栱等主要构件的尺寸。照此规矩,华林寺大殿作为三开间厅堂造的建筑,本应对应五等材,但实际上大殿使用的单材规格为 30×15厘米[注2],相当于用一等材、七开间的佛光寺大殿,而殿内所用斗栱断面高度最大可达37厘米[2],所以常说华林寺大殿“用料超等”。

大木作制度图样一 出自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

《营造法式》这部宋朝的“国标”成书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比华林寺创建晚了足足一百多年。以《营造法式》评判华林寺多少有些关公战秦琼的意味,就好比拿今天的《婚姻法》去判古人早婚。当然《营造法式》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继承和归纳总结了当时已经普遍使用的大木作法则。从唐、宋初、辽的建筑中,梁思成先生就发现了标准材的广泛使用。

现在看来,华林寺大殿上保留了许多早期中原建筑的特征,有些甚至在《营造法式》中也没有明确记载。还是以标准材为例,《营造法式》中规定材的广度和厚度之比一律是3:2,而华林寺大殿的这项比值为2:1,这是由一种省工省料的取材方法所决定的[2]

又比如,华林寺大殿中最重要也最为特殊的铺作层,其计算和命名方法至今仍是学术界的一大悬案。豆瓣网友“随安室”在《华林寺大殿的铺作》[注3]中已经详细论证。在此仅略作简述。

《营造法式》中规定:

“出一跳谓之四铺作,出二跳谓之五铺作,出三跳谓之六铺作,出四跳谓之七铺作,出五跳谓之八铺作。”

即规定计数公式为:铺作数=出跳数+3。铺作层中华栱为水平出跳的构件,一层华栱出一跳为一杪,两层华栱两跳为双杪;而下昂作为斜置构件,可以在出跳的同时减少上升的高度,以便控制檐口的高度。所以杪与昂总是搭配成组地出现。那么以上公式通常被默认可以继续联等:铺作计数=出跳数+3=(杪数+昂数)+3。例如常见的铺作形式:单杪单下昂为五铺作(1+1+3)、单杪双下昂为六铺作(1+2+3)、双杪双下昂为七铺作(2+2+3),依此类推。

但是这个公式到了华林寺大殿就出现了问题。华林寺大殿的铺作,从外观上看是双杪三下昂,应为八铺作;但是以出跳数计,仅出四跳,应为七铺作——这就产生了矛盾。《营造法式》中只作计数规定,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为了调和第二个公式不能联等的尴尬,学界长期以来的权威解释是:第三层昂为昂形耍头,所以不计数。

但是从华林寺大殿的剖面图来看,第三层昂的昂尾之长,直抵下平榑,是一个真正起到结构作用的杠杆,显然是真昂。矛盾就出现在,这一真昂没有继续出跳,橑檐枋直接落在下层令栱之上。所以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为八铺作,导致迟迟不能统一定名。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莆田元妙观三清殿,亦是双杪三下昂,第三层昂不出跳。对此特点,王贵祥先生在80年代初的研究中已经有了准确的认识:华林寺大殿外檐铺作第三层昂与外跳令栱相交,按其位置,应为昂形耍头,但其尾部,却同下两昂一样,起真昂的结构作用……耍头的出现,应是与令栱相交的昂渐退化的结果,则在耍头分位,仍用硕大真昂的作法,当系早期建筑的特征。

除此之外,王贵祥先生亦把丁头栱(插栱)视为早于铺作斗栱的建筑遗制。在华林寺大殿的内柱柱身,均有出多跳插栱。而在山面铺作中,里转连续出五跳偷心华栱,更是国内仅见[注4]。至于后世的福建明清建筑中,多见梁架或檐柱出连续多跳插栱承梁底或挑檐,溯其源头,则均视华林寺为滥觞。

这种视觉上的连续多跳偷心斗栱,不仅成为地方建筑的特征,而且还出现在了远隔重洋的日本建筑中。

在日本镰仓时期(约12世纪末),名僧重源从中国南宋引进了一种建筑式样,因为用于重建奈良东大寺大佛殿,所以被称为”大佛样“。这种式样仅在日本流行了二十年左右就随着重源的去世而迅速消失,被从江浙一带引进的”禅宗样“所取代[3],留下的实例不过奈良东大寺大佛殿、南大门、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等寥寥数座而已。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田中淡就根据插栱这一特点,推测”大佛样“来自福建。建筑史学家傅熹年先生详细考察了福州华林寺大殿和莆田元妙观三清殿之后,从形制和特点着重分析了两地建筑的渊源关系。除了插栱之外,皿斗、斜抹栱眼、昂嘴曲线、梁底起䫜、梁头卷杀等等木作细节,大佛样与华林寺大殿福建早期建筑都呈现了高度的一致性。这些做法也几乎完全被本地的明清建筑所继承,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东南沿海建筑风格。

造访华林寺

今人造访华林寺,需从华林路上十分显眼的山门进入。华林寺至今还执行着上个世纪的定价,门票仅2元,颇有古风的票券上附有华林寺大殿的手绘图景,如果有学生证等有效证件,还可以半票或免票,另外加1元便可得一份简介。连沙县小吃告别“一元进店”都已有十多年,各大景区门票动辄上百,华林寺的票价不可谓不良心。也好在门票没有取消,不高的门槛让欣赏古建筑的人没有负担,同时阻隔了不少闲人,所以华林寺内总是十分清净,很容易得到一人包场、独赏国保的尊贵待遇。

华林寺参观券

现在华林寺内,除了大殿本身,山门、配殿、回廊等都是上世纪80年代新建的。山门是一座三开间、歇山顶的仿宋建筑,颇有些缩小版大殿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山门斗栱用的是单杪双下昂五铺作,与大殿的斗栱一样,最上层的下昂不出跳,所以是只出两跳的五铺作。这显然没有照搬《营造法式》,而是取自大殿、再略作改造而成。同时山门的内部梁架也是采用福州本地风格的穿斗式结构,进深仅用三柱,体量、用材都较大殿缩小以烘托后者。山门的整个设计可谓仿古而不泥古,比今天的很多仿唐宋的建筑还要高明。

华林寺山门

山门左右的墙上各嵌一方黑页岩石碑。右为参加八十年代落架大修工程的人员名录,左为杨秉纶撰文的《重修福州华林寺大殿记》,概述了华林寺大殿的历史、形制、修缮的缘由和内容,甚至使用了骈文:“砌石护础,增高台基;大殿落架,整旧如旧;修配构件,化学工艺;特制吻兽,高耸屋脊;檐牙交错,星落如雨;再造配殿,分列东西;铺设甬路,绿树依依;铺首衔环,山门威仪;围墙坚实,芳草萋萋。”两石碑均用繁体小楷,雕工如笔触,一如我们所见的各种古碑。

山门内用回廊连接两侧的配殿。回廊和配殿没有采用仿宋式样,而是结合了福州本地的明清风格,穿斗式缝架、青砖马鞍墙、双坡硬山顶,现在看来,倒一点儿不突兀。回廊两转角处各立一石碑,一为清康熙年“华林禅寺香灯碑”,碑文已漫灭不清;一为宋高宗赵构御书碑残碑,周身浅浮雕云纹,碑额正中篆书两行“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御书”,周饰雷纹,上刻火珠,两侧云龙缠绕,碑文仅存一“山”字,落款小字“德寿殿书”及一枚方印,是为御书。两配殿内存放着许多大殿上更换下的原构件,还有福州各地收集来的明清构件,和当年筹备的“福州市古代建筑博物馆”的牌子。

山门、东西配殿、大殿之间用十字形的条石甬路相连。正对着山门,1.2米高的石砌台基上,就是大殿了。大殿面阔三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明间减中柱,前内柱做斜毬纹槅扇门,将空间分为前廊和佛堂。前廊内有平棊天花,尽管压低了空间高度,但是梭柱、月梁和斗栱的巨大尺度带来的震撼已经扑面而来。进入殿内,空间一下子又高大宽广起来,使人不由自主的举目仰望,长大的昂尾和云形的驼峰引导视线向中间聚拢,则更显得高耸而崇敬。殿内没有了佛坛和神像,大殿正中摆放的是1:20的大殿模型,便于更方便地观察建筑的结构。模型共有两个,另一个存放在福建省博物院。两旁靠墙摆放了部分大殿上的原构,有柱、昂、驼峰、栌斗等,皆硕大而颓朽。千年的历史沧桑,较已经油漆了的大殿,在这些残构上更加强烈地冲击人们的感官。大殿内壁上张挂了一些展板,介绍福州各地的高古遗产,如唐代的闽王庙碑刻、五代的乌塔、宋代的陈太尉宫,等等。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而在回廊中,同样采用展板形式做的展览,名曰“福州古民居选萃展”。排版陈旧,内容杂乱,素材拙劣,错漏百出,实在不忍卒读。大殿的右侧草地中有一石头围成的神秘构件,刻有“防虞”二字,据考古人员介绍为1992年(在鼓屏路)出土,应该是防火之用。院内还散落这一处“古饮马泉”,和许多不知来历的石构件,其中不乏原华林寺的石香炉。而大殿翼角下的四根惹眼的钢柱,为何而加,修缮后又为何还在,不得而知,无人问津。这四根钢柱恰是华林寺现状的一个缩影。

总体而言,华林寺的展陈布置与其崇高的建筑地位相比,实在无法匹配,简直是云泥之别。对于一般的游客来说,进了华林寺实在不知道看什么,也是很正常的。这一点,如果去过宁波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相信会更有体会。

从越山吉祥禅院到华林寺

华林寺初名“越山吉祥禅院”,越山即屏山,因形如锦屏而名。至明正统九年(1444年),御赐匾额“华林寺”,遂改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在有文献记载的修建活动中,最早的是明代《八闽通志》:“宣德六年重建。”之后在清代多次修葺,清顺治初年、康熙七年重修(《福州府志》),乾隆三十八年、道光六年重修(《华林寺志》),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六年重建(林则徐),宣统三年小修[4],民国五年修理[5]等数次。另外大殿内脊檩下题“皇清康熙三十有六年岁次丁丑嘉平穀旦重建”,前廊乳栿下题“大清道光肆年岁次甲申孟冬立”、“住山沙门洞宗四十世新灼重修”,山面乳栿下题“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戍孟夏吉旦信士林怡然重修敬立”。其中同治十三年题记今已无存,原位置已涂刷大漆。而道光四年题记显然与林则徐的碑文为同一次修葺,也是记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林则徐的《重修越山华林禅寺碑记》不仅记载了华林寺的历史演变及修缮经历,而且对当时的寺院组成也有详细描述。这块石碑在文革中下落不明,仅存拓本:(全文摘自《福州坊巷志——林家溱文史从稿》)

佛浮屠之宫,闽特盛,会城三山以数百十计。然唐宋古刹至今仅有存者,或存而上雨旁风,倾覆是惧,而越山华林寺独巍然。寺旧为吉祥禅院,钱氏有闽,郡守鲍修让创然,明正德赐额今名。顺治初年、康熙七年两修之。月异岁迁,分改将半。乾隆初,有主持本馥和尚等,重葺坏堕,椽桷一新。三传为今主僧牧庵上人,虑梵宇之就颓也,出橐中金,疕工建廊庑,且求诸施者修大殿、天王殿、僧寮,饰佛像,巩固钜丽,而寺遂还酒馆。以余所观前志所载,寺之遗规,西廊有转轮经藏,东廊有文昌祠、普陀岩。正殿之后,为法堂,法堂西为祖殿。其瑰诡殊绝,材美匠能者,久已荡为榛芜,不可复睹矣。而牧庵独能绍述先师之绪,不恡己力,积岁经营,杰构崔嵬,精庐幽敞;佛课弟子,晨钟夕呗;为南中祝圣道场,不其盛欤!工兴于嘉庆二十三年四月,至今夏竣事。牧庵欲余为文刊石以志之。牧庵名增辉,福州王氏子,曹洞正宗鼓山永觉禅师九世孙也。里人林则徐撰,董其棻书,道光六年六月x日。

在林钊的调查简报中,寺中原还有一块民国十七年的福建省政府告示碑,曰“寺创始唐朝,历千有余年……大殿,天王殿两处年久风雨损坏,由民国五年间苦积之衣钵资自行修理……”可见民国时期,华林寺的僧侣活动已十分孱弱,难以维持寺院的日常养护。

历次记录中,多次出现“重修”、“重建”等不同表述,结合实物来看,大殿在历次修葺中均没有大幅改建,除部分构件缺失、更换外,“不似有落架重建的痕迹”[4]。大概古人并不像今人那样严格区分修缮与重建,或许只是在工程范围和规模上有所区分。

前廊乳栿下的题记

从发现到仅存大殿

华林寺大殿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发现,是在1953年5月第一次文物普查之中。那时福建省文管会文物组组长是林钊,他从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史地科毕业仅四年,便和同事们发现了华林寺大殿,并初步判断为南宋遗构。1955年又经南京工学院中国建筑研究室”勘察证实“,随即对屋面略做翻修。发现三年之后,也就是1956年,林钊便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福州华林寺大雄宝殿调查简报》。那时华林寺内不仅有大雄宝殿,还保留相当完整的寺院建筑群落,有三开间硬山顶的山门和五开间重檐歇山顶的天王殿,有经房、僧寮、明离殿(火神庙)、普济堂等大量附属建筑[4],还有林则徐撰文的《重修越山华林禅寺碑记》等数块石碑。

多亏了林钊等人慧眼识珠,华林寺大殿在1956年6月顺理成章地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文物古迹保护名单”。可惜后来未能入选1961年3月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时华林寺大殿作为新发现的宋代建筑,年代尚未明确,在福建虽属罕见,但还不足以跻身中国建筑史。而浙江的保国寺已确定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便作为“南方现有最早的木构建筑”入选[6]。至1982年第二批“国保”公布之时,华林寺大殿已基本确认建造年代,夺得“南方现有最早的木构建筑”这一名号,顺利入选。[注5]

林钊的这第一篇调查简报,记录了大量在其后曲折历史中渐渐丧失的宝贵信息。除了被复原成唐宋风貌的大雄宝殿,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切庙宇寺阁都湮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华林寺究竟如何从一座佛寺到“仅存大殿”,一般的资料仅用“几经兴废”一笔带过。其中真正原委,鲜有人知。

《福州华林寺大雄宝殿调查简报》中的大殿正面照片

在福州解放后,华林寺便停止了宗教活动[7],根据后来的资料,寺址应被部队接管。

此时的华林寺基本保留了民国时期的遗存。简报中林钊画了一张华林寺大殿的平面图,显然与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平面图中,画出了方形柱顶石的是五代原始柱网,其外明清添加的两圈圆柱形成了副阶周匝,共同构成了面阔七间、进深九柱的平面格局。大殿内还保留了完整的佛坛、左右壁坛,并且供奉有如来、阿难、迦叶、金刚、护法、观音等完整的塑像群组。林钊评价这些塑像“经过了历代的修整而改变了旧观,原来的风格已不可得见”。

根据1959年的一份福建省文管会资料《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分级管理名单目录》,华林寺的山门为清代建筑,形制为三开间硬山顶;天王殿为清代重修,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歇山顶。大殿除了增建的两层柱子,殿中还有佛坛,上置释迦、阿难、迦叶、护法、天王、观音,两旁为十八罗汉、诸天,后檐有座佛、文殊、普贤。拥有非常齐整的佛教造像,但“面目已非旧貌”。后来这些塑像全都毁于“破四旧”运动。

华林寺大殿外景 杨秉纶拍摄 推测为50年代

而大殿本体,在普查中一经发现就立刻得到了重视。1953年6月也就是发现次月,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便给福建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发函《福州华林寺大雄宝殿系宋代建筑请妥为保护》:殿顶补漏必须先做,木构倾斜可依据实际情况以斜木支撑。8月,福建省文管会给省人民政府发函《为确保古文物建筑本市华林寺的安全特向军区司令部提出几点建议请予审查并转请军区司令部办理由》:福州市华林寺大雄宝殿系宋代建筑,极为重要,必须妥为保护,勿使破坏。建议:1、通报驻地部队干战同志进行文物政令的教育,重视该建筑物之意义和价值,积极协助保护,防止损坏;2、迁出堆存于大殿中的杂物,以保持通风,防止腐蚀;3、请考虑迁建该建筑物庇连之厨房,以保安全。(文件内容为概述,下同)同年又拨付五千余万元旧币用于修缮,后因军区占用,未能实施。

1955年接到福州佛教会来函及市文化处反映,大殿损坏严重,能否考虑修缮。经察看,与1953年比较,雨漏更为严重,梁柱继续损坏。应作适当修缮,暂予维持保护。后经请示,同意进行修缮。最终花费8649.88元,由福建省建筑公司第一直属公司完成了发现后的第一次修复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同年年底,华林寺大殿的月台便被“福建省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建筑工人拆除,移作军区建筑使用。”省文管会发觉后,认为“大殿月台是构成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建筑平面整体不可分割的东西,应和大殿建筑一样地完整保留下来“,“再三与军区管理处管理人员及李处长当面商谈,同意通知停工,待上报批复后按批复处理。”又没过几天,发现“该月台被拆除石条已全部用水泥代替敷好”。[注6]

1956年2月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提出意见:1、大殿前的月台最好能保持原状,如原有石条已经用去,则同意军区修复办法(用其它石头修补);2、大殿修理后,最好不使用,如军区必须使用则须保证文物安全。[注7]

从后来的情况看,月台并没有得到恢复。

1956年4月福建省军区司令部给省人委发函,请求拆除华林寺附属部分破房及厕所、围墙。得到同意:拆除除大殿、天王殿、山门以外的建筑。[注8]

至1962年3月福建省文化局给福州军区司令部的函中则提到”现存大雄宝殿“,很可能此时山门、天王殿已经灭失。函中还提到:本局拟向中央文化部推荐报请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华林寺大殿目前殿内堆满家具杂物,大殿走廊充作马厩,殿前经常堆放有杂草等易燃物,殿上梁架架设电线,附近安装有炉灶等,对文物保护极为不利。1、鉴于华林寺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历年来中央、省内外专家学者不断前来实地测量,对安全情况提了不少意见,为了便于科学界观瞻研究和使大殿内空气畅通,防止引起重铸起见,建议你部将殿内家具杂物迁出,拆除马厩、电线等,以确保文物安全。2、建议将大殿周围五公尺为保护范围,不得堆放易燃物品、不得改变原来环境…….加强安全措施和增加防火设备;3、安排专人管理巡查,并与文化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1963年福建省文化局又给福州市文化局发函《关于修缮华林寺的报告及省人委的批复》:自56年维修以来,因使用单位管理不善,引起建筑物发生破漏、蛀损、霉烂,建筑内外堆放垃圾。建议1、组织勘察,提出修缮计划,编造预算,早日安排,列为明年的修缮项目;2、大殿不宜继续使用,现福州军区已将殿内堆放的杂物迁出,请立即整饰门户,整洁内外环境,会同军区严加管理。

1965年9月各方共同召开座谈会,商讨华林寺的保护范围。拟定保护范围的四至:以华林寺建筑布局中轴线的大殿为中心(此文确认天王殿、山门”已倒塌拆除”,将来有条件时拟予复原重建)向外四面延伸。要求1、保护范围以内的一切建筑物,原建的收回,后建的要求使用单位拆迁,转轮经藏旧址(今军区厨房)即停止使用。大殿殿基北面外车道要求军区改线,辟为绿化空地。2、保护范围外缘筑围墙一周;3、平整土地,适当绿化。

1966年上半年,文化部门拨出专款,在大殿四周砌建围墙以资保护。同年6月,因“破四旧”运动,驻扎单位将殿内佛像被尽数推倒,须弥座夷为平地,并占用大殿作为俱乐部使用。1970年前后,福建省革命委员会进驻屏山,大殿被圈入机关用地。原预定将大殿拆除,“幸因当时机关事务管理局缺少仓库,大殿被利用为堆放杂物场所,免除了被拆之灾。当时殿前建起汽车修配厂,殿东侧即是锯木车间,殿东是机关车队的停车场,殿后盖起大楼”。“原能北泄的雨水因受阻而渗人大殿地下,造成地下水位升高,致大殿地面下沉,白蚁成灾。”[9]殿的前后廊也就是明清增建的副阶,因妨碍机关大院交通,先后被锯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7]

文革以后,一份《关于华林寺大殿修缮专题报告》显示:该寺周围附属建筑物均被改拆,目前只留下一个大殿,为省革委会机关管理局作为仓库使用,大殿两旁搭雨盖,作为修理自行车和木工场。经多次检查,“发现梁架斗拱结构腐朽达三十多处,殿顶椽条腐烂占三分之一,严重漏雨”。有人建议将仅存的华林寺大殿迁建,“因周围均系现代化建筑物,从文物保护角度看,很不调和”。

至此,华林寺大殿已经危如累卵。

恰在此时,华林寺大殿终于迎来无数不幸之后的万幸。1979年,清华大学教授莫宗江赴厦门考察,路过福州。莫宗江教授非常客气地对福州市文管会的杨秉纶说:“久闻福州华林寺大殿大名,听说大殿是宋代建筑,想来瞧一眼。”没料想这“瞧一眼”,竟使老教授流连忘返,整整延迟了三天的行期。莫宗江教授慧眼识珠,认为华林寺大殿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古建筑精品。[7]次年便率领两位清华大学两位研究生前来福州考察,从此开启了华林寺保护和研究的新篇章。

从保护到迁移之争

1981年,有人向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反映,“没有什么价值的破庙摆在政府大院里,影响大院整顿”。项南决定亲自来看一看这座破庙有什么来头。杨秉纶赶到现场,给项南了介绍,并把大殿的测绘和复原设计图纸送给他看。项南看了之后很高兴,说:“大殿要保护好。将来,殿的周围还要多种些树木。”之后,杨秉纶又专门写信叙述大殿的历史、结构、保护的目的和意义。[7]于此同时,省政协倪松茂、章振乾等6位委员,联名提案呼吁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华林寺大殿,后来又邀请了郑孝燮、任震英、齐康等著名专家实地考察,引起有关部门重视。[8][9]这一时期来福州考察的还有祁英涛等学界泰斗。

其中专家意见尤其以钟晓青先生写的《华林寺大殿以不迁为好》为代表[注9]。从文中可以看出,主张搬迁大殿主要有两点理由:1、新建的省府大楼与大殿相距不过数十米,环境很不协调;2、大殿位于机关大院内,不便于对外开放。但是钟晓青先生从历史背景、文物保护、社会发展等角度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认为,现有大殿不是孤立的标本,而是“越山吉祥禅院”这一千年古迹的最后遗存;而且大殿之所以能保存到现在,其原因还有待研究,迁移至他处有可能导致无法预料的损害;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人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必然与日俱增,现在有碍观瞻的大殿与日新月异的现代建筑相比,在将来的地位必然发生变化。

不得不佩服钟晓青先生的高瞻远瞩和大声疾呼,社会的走向完全印证了先生当初的观点。如果换作发生在今天,要迁移让位的肯定是新建的政府大楼。

1982年,仅存的华林寺大殿终于被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确定为南方现存最早的一处木构建筑[10],随后正式由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移交给福州市文物部门管理。国家文物局派出古建专家、高级工程师祁英涛等人前来福州,实地考察华林寺大殿,确认大殿应当尽快落架重修。1983年6月,因“多数专家主张原地保存”,省政府组织召开会议,统一对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商定采取“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地保护”华林寺大殿。[9]

1984年6月,高级工程师李竹君奉命来福州商讨修复工程事宜。在胡平省长的主持下,划定了大殿的绝对保护范围,共占地面积5500平方米,确定迁走汽车修配厂(花费100万元)和车队[7]。至此,大殿原址保护总算盖棺论定。

从研究到大修之谜

在华林寺大殿刚刚被发现的50年代,除了林钊的一纸调查简报,还有一份更加详尽的学术材料。1957年,中国建筑研究室[注10]的张步骞教授等人南下考察,此行不仅发现了泰宁甘露庵、永定土楼,也考察了福州华林寺。次年,张步骞教授完成一本手写油印的调查报告《福州华林寺大殿》,其中——很可能首次——详细分析了华林寺大殿的法式形制、全面记录了各部分构件的实测数据。可惜此册既未流传于市、也未在后来的任何研究中被提及。

张步骞《福州华林寺大殿》复印本 图自孔夫子旧书网

然后就来到1980年3月,莫宗江先生(早年师承梁思成先生,帮助梁思成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中的大多数手绘图纸)受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今国家文物局)委托,带着两位研究生王贵祥(今清华大学教授、学位分委员会主席)、钟晓青(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赴闽,与本地文管会杨秉纶等人,一同详细考察测绘了华林寺大殿。正是此行成就了两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是迄今为止关于华林寺大殿最为系统和详尽的论著资料。

两位当时的研究生分工合作,王贵祥著《福州华林寺大殿研究》,钟晓青著《福州华林寺大殿复原》,后来又与杨秉纶联合署名,将论文的主要内容发表在1988年出版的《建筑史论文集(第9辑)》中。

在王贵祥的《福州华林寺大殿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华林寺大殿的结构形制、地方特征,配以大量的手绘线图加以说明,又横向对比了当时已知的许多早期木构,得出结论华林寺大殿确系五代原构、称得上是现存中国古代建筑的瑰宝,尽显老一辈建筑史研究者的功力。尤其具有开创性的是,王贵祥在大殿中发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比例关系。例如,在立面中,明间面阔=√2次间面阔=√2檐柱柱高;在横剖面中,两内柱间距=内柱高(不含柱础)、内柱上檩条上皮高=√2内柱高,等等。这些比例显然是建造者经过精心地推敲而得出的。由此王贵祥开启了对唐宋建筑柱檐关系、平面与立面比例等一系列营造规律的研究,这一篇章上承梁思成、莫宗江,也启发了后来王南等人的研究工作。

钟晓青则更加着眼于华林寺大殿本身的保护与复原,这显然是为势在必行的大修工程做充足的准备。从《福州华林寺大殿复原》中,可以看出莫宗江先生一行,在华林寺之外,同时还考察了诸如福州、莆田、泉州的本地早期建筑,结合对其它早期木构和《营造法式》的研究,复原设计了五代初建时的华林寺大殿。从单体大殿到寺院总体,从须弥座到脊饰,论文中的华林寺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丰富、饱满。例如,大殿原有台基因为增建副阶,原状已经无考。钟晓青便参照福州本地的龙瑞寺大殿、长乐圣寿宝塔、尚干庵塔,外地的灵隐寺塔、闸口白塔等建筑须弥座的形式和比例,重新设计的晚唐五代风格的须弥座。又如在屋脊部分,参照了已经消失的同安太师桥石亭[注11]、龙瑞寺台基浮雕、福州布政司出土残片等,设计了鸱尾和鸱吻两种方案。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在后来的大修中实际应用。不同研究之间的相互割裂,似乎也为大修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埋下了伏笔。

两篇论文中最宝贵的遗产,还有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大修前的影像,和现在已经难以察觉的建筑细节。

我们现在看到的华林寺大殿,遍身红色油饰,已经普遍出现龟裂、起翘等病害,局部整体脱落,露出下部木构,大大影响观感。而在大修之前,虽然也有土朱颜料,但“仍可看到斗栱、枋子上有十分丰富的色彩痕迹”,“在平梁下驼峰上……至今,还留有清晰的早期彩画”,两位学者推测应为《营造法式》记载的“五彩遍装”做法。至今,在大殿内陈列的更换下的大殿构件上,仍依稀可见彩画的痕迹。而在大殿之上,仅剩三处乳柎上云形驼峰没有重新油饰,显然是为了保留相对清晰的原有彩画。

1984年,国家文物局拨出专款进行复原性大修[9],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李竹君高级工程师等人,会同本地文管会再次对大殿进行了考察测绘,并绘制了修缮设计图。1986年12月,正式动工开始落架。为避开新建成的省政府大楼,又因原址地势低洼,不得不就地迁移[11]。新址较原址东偏14.6米,南移8.3米,对于大殿约略相当于一个身位。落架大修中更换了已经严重糟朽无法使用的构件,采用化学方法补强加固仍能使用的梁柱,设计制作了新的门窗、屋脊、台基等。同时,还由杨秉纶主持设计新建的山门、配殿、回廊、办公室、厕所等配套建筑,形成独立院落。

1989年10月竣工,同时试行开放。1991年,经国家文物局和省、市验收组验收评定合格,予以验收[7]。此后,福州市古代建筑博物馆在华林寺内筹备[11]

此次落架大修基本达到了“延年益寿”的修缮效果,但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和遗产保护领域也饱受诟病。甚至有学者直言不讳,“落架迁建对其历史价值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经过重建和复原设计的华林寺大殿由于历史信息的缺失,在建筑史上的地位有所减退”[12],傅熹年先生则评价,“经过‘整旧如新’的破坏性修缮,致使其地理上的标志作用和古风都大受损害,乍视与仿古建筑无殊,实是极大憾事。”[13]

在落架大修之后没有一部正式的修缮报告,也没有任何足够详细的公开的文字记录,说明解释“坏了多少”、“换了什么”、“复原了什么”等重要问题。而在全面油饰之后,已经无法通过直接观察分辨新旧构件。对于广大学者和古建爱好者而言,想要了解和研究华林寺大殿,更像是一场捕风捉影的游戏。

首先,虽然多数官方表述仍在强调“就地迁移”而非“异地迁移”,但是严格来说终究是迁移而非真正的原址。新旧可以共存,低洼可以抬升,原址究竟存在多么巨大的缺陷以至于非移不可,已经不得而知。迁移这一关键词贯穿了华林寺整个保护修复史,也是此次大修绕不开的一条原罪。

而另一个关键词是“复原”。或许是受到梁思成以来重唐宋、轻明清立场的影响,自发现大殿以来从没有学者认真考察记录过大殿外副阶的形制和价值,除了一张平面外,再无其他图纸,也没有一张专门的影像。在落架大修中,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副阶自然被视为还原唐风宋韵的绊脚石,便理所当然地被舍弃掉了。于是,原本具有的丰富风格演变和岁月累积的华林寺大殿消失在了80年代,重新以当时认为的“昔日雄姿”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种追求理想化还原的修复方式,一度在我国早期的修复工作中占据主流,我国最古唐代木构南禅寺大殿就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完成修复,至今仍有争议。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五代华林寺大殿,能够肯定什么才是忠实的还原。就连做了复原研究的钟晓青先生也清楚地指出,“复原是再创作”。而时至今日,遗产的真实性已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强调,唯有真实才是建筑遗产区别于仿古建筑的根基。相较在另一种修复观念指导下,莆田元妙观三清殿和宁波保国寺大殿的副阶就得到完整保留,此恨之于华林寺则更加绵长。

更加糟糕的是,当年的复原设计中采用了部分北方官式的做法,在新做的屋面中加入“苫背”——即在木基层以上、瓦面以下加入厚厚的抹灰层。这种做法多用于北方,用于防水和保温;而在温暖潮湿的南方则会聚集湿气导致屋面荷载增加进而变形,加速椽望板糟朽,而且更易滋生白蚁。华林寺大殿因此长期遭受屋面渗漏的困扰,不得不在1995年和2000年,两次重新翻修屋面。[14]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宁波保国寺大殿。1973年,保国寺大殿维修屋面的时候,使用了北方常见的望板上铺青灰做法,结果由于湿气堆积,屋面渗漏更加严重,望板、椽子加速腐朽。遂在1975年重新采用南方建筑工艺进行大修,至今效果良好。巧合的是,这次大修的主持者同样是后来修华林寺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而长驻指导专家中,正有后来主持华林寺大殿修缮的李竹君高级工程师。[15]

还有更加隐蔽而且细微的问题,不经过仔细观察和考据很难发现。例如2007年清华大学的研究者在当年大修的设计图纸上发现,“大殿平梁上的三个斗、驼峰做了重新设计,驼峰上凹槽做浅,三个承托斗加高……使得屋架总举高加高月18.5厘米……落架、迁建和修补对原构存在有意改变……当时测绘具体过程不详,构件更换情况不详,除在形象上明显改动的地方,其余改变和扰动情况在今天看来已不易辨认。”[16]这又是一例缺乏修缮报告而妨害后期研究的实证。而经笔者观察发现,还有一处明显改动在于屋架出际缝脊槫下新增了叉手,而在王贵祥先生的测绘图纸和文字记录中都明确,脊槫下仅有蜀柱一根、不做叉手。此二处改动,改变了文物的原状,违背了文物修缮的原则,发生在这么重要的建筑上,实属不该。

梦里的千年遗构

那么,真的存在一个纯粹的、理想的、唐风宋韵的华林寺大殿吗?我们所想见的,是一千年前的华林寺,还是历经了一千年的华林寺?前者已不存,后者犹可追。

有莆田元妙观三清殿和宁波保国寺大殿这样的他山之石,我一直想象,如果华林寺大殿从发现以后,完整地保留到现在是不是类似的样子?不仅是副阶俱在,而且是地方的、闽中本土的佛寺的样子,没有生造的唐宋屋脊和门窗,没有失败的遍身红漆。那样,是不是还能有更多发现,千年来的岁月涤荡和历年修缮的痕迹可以在殿内抽丝剥茧地辨析出来。那样,是不是在和保国寺的比较中,就不会总以一阵叹息收场。

可惜,80年代大修之前的资料太过稀少,仅有的几张影像也十分模糊。恰好近年,市面上出现一张高清的早期华林寺大殿的老照片,被朋友池志海收藏。这张照片由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拍摄,同时出现的一批照片中还有乌塔、白塔、清真寺、吉祥寺塔等重要文物,可以推测当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参与了文物普查并留下了这些照片。而华林寺大殿的这张,是正面的全景,照片中大殿的副阶、月台、左右厢房皆完好,屋面、屋脊连同压砖块都是典型的福州本地做法。大殿前的佛教柱联还在,可以推测是50年代刚刚发现大殿时拍摄。更为惊喜的是,这张照片足够高清,以至于能看清副阶的柱础是素面覆盆柱础,属典型的闽东明代式样,再结合三出跳插栱短替木挑檐做法,和80年代副阶破损后露出的山面穿斗梁架,基本可以肯定副阶应是明代增建,而非普遍认为的清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六年重建时的创造。

华林寺大殿50年代老照片 池志海收藏

至此华林寺大殿的另一种可能的形象逐渐清晰,其面貌与莆田元妙观三清殿相当接近。同样是宋代大木构,同样在明代重修增建副阶[注12],或许在当年,两者就已经有了某种勾连。

钟晓青先生做了五代时期的华林寺大殿复原,不妨我也做一个50年代的复原。虽不能真正展现大殿原有的风采,但也足以聊以慰藉。

50年代复原平面图 据王贵祥《福州华林寺大殿研究》中的平面图改绘
50年代复原剖面图 在王贵祥《福州华林寺大殿研究》中的剖面图的基础上改绘
50年代复原立面图 据老照片绘制

注释:
注1:前几位分别是南禅寺大殿、广仁王庙大殿、佛光寺东大殿、开元寺钟楼、龙门寺西配殿、天台庵大殿、大云院弥陀殿、镇国寺万佛殿。
注2:实际上大殿各处单材规格在30~37厘米不等。此处取2010年《福州华林寺大殿大木结构实测数据解读》数据,1986年大修的测绘中单材规格取31.5×16厘米。
注3:豆瓣原文已不可见,“福州老建筑”公众号曾作转载。
注4:在宁波保国寺大殿和莆田元妙观三清殿中,铺作里转均有类似做法,为四跳偷心。
注5:第一批“国保”中福建入选的3处分别是作为革命遗址的古田会议旧址,作为古代桥梁代表的安平桥,作为伊斯兰教建筑代表的泉州清净寺。本还有一处真正代表南宋木构建筑的泰宁甘露庵,可惜在名单公布前夕失火焚毁。
注6:内容出自1956年1月福建省文化局给福建省文管会《请示华林寺大殿月台砌石处理问题》、福建省文管会《向省人委转文管会请示福州华林寺可否进行修缮及省人委的批复》。
注7:内容出自《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复华林寺修缮意见的函》
注8:内容出自1956年4月21日福建省人委《关于同意拆除华林寺附属建筑物的函》
注9:写于1981年8月,后发表在《福州历史与文物》1983年第1期。
注10: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和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合办,由刘敦桢先生主持的新中国第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机构。
注11:同安太师桥石亭建于建隆四年(963年),1971年修路时被拆毁。
注12:林钊在1957年的《莆田元妙观三清殿调查记》中认为是清代添加,陈文忠在1996年的《莆田元妙观三清殿建筑初探》中认为是明代添加。根据副阶的石、木结构风格,笔者认为明代的可能性更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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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福建日报:华林寺大殿 殿小气魄大. http://fjnews.fjsen.com/2020-12/28/content_30592113_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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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黄德举. 福州华林寺大殿修缮及菠萝格木性能试验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8.
[26]福州市博物馆:千年古刹华林寺. http://www.fzsbwg.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3&id=315

致谢:
感谢ABC,从省档案馆查阅的文件填补了华林寺历史的空白;感谢池志海,提供的高清老照片补充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

永春访古佳处三例

永春县地处福建省东南、泉州市西北部,属闽南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境内多山,水系丰富,形成多样的山水环境;以其众水会于桃溪一源,故古称桃源。明朝理学家陈琛提到:“永春在万山中,山水秀丽,风气醇美,济济多士,喜读书而不外慕,必有闻道而奋兴者……”在崇文重教之外,闽人自古“以海为田”,多有闽南商人远赴重洋。至近代,随着国门的打开,闽南人更加频繁地往来于海外和故乡之间。他们往往心怀桑梓,经商致富之后便回乡买地、起厝,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异彩纷呈的鸿图华构。

侯龙书院

侯龙村位于永春县西北的双鬓垅山麓中。侯龙古称缑龙,意指山谷吉地,地脉灵气汇聚于此。明成化年间,陈毅斋“自石牌(乔迁)家缑龙,创置田地营立宫室”,开基衍传,历代重视教育,望子成龙,故改称其地为侯龙。[1]侯龙书院就坐落于村中部一块不大的台地上,是永春仅存的一处古代书院。据《颖川侯龙陈氏族谱》记载:清朝康熙年间,侯龙陈氏十三世祖素厚(岁贡生)在弱冠时(二十岁左右),1661-1721 建”竹园斋“;清嘉庆年间(1796-1820 年),陈氏十六世祖孝武公建“桂轩”书斋。[2][注1]至此基本奠定了侯龙书院现在的格局。

论规模,侯龙书院实属袖珍,占地仅700平方米。不同于官办书院那样强调轴线,侯龙书院既不采用纵深的多进式布局,也不以厅堂为中心来控制空间秩序;而是以一方水池为核,门厅、讲堂、祭厅、长廊环绕,形成一个松弛模糊的十字轴线,和一条环形的动线。祭厅是供奉孔子的地方,自然位于书院的上位,但并与入口门厅有一定错位。祭厅前有一座歇山的小亭,既是拜亭,更似水榭。亭前还有一排美人靠,更削弱了祭厅的礼制地位,而凸显了园林气息。“桂轩”作为书院的主讲堂,居水池之西,以一道园墙相隔,独立营造一处院落。天井内植桂树一株[注2],与园墙内侧的“桂轩”二字相呼应。一道石桥从门厅引出,在水池的中心折向西,从“临池”之门,进入桂轩。

在孔庙和官学的系统中,水池和石桥是礼制的象征。在侯龙书院则以一道折桥,化泮池为园池,仅一式便兼具三个功能:将精神殿堂退隐,引导和强调书院核心场所,转变人的视角变换新的景色。

不同于桂轩用一道园墙作为屏障,位居东侧的闻墨轩,以一条长廊直接临池,更用等长的美人靠向水面伸出,将园景压缩成画卷。于是石桥转角处的花台与垂柳成为全园的点睛之笔,既是视觉中心,又解决了东西两厅之间互相直视的问题。方池四面空间的处理策略均不相同,造就了侯龙书院丰富多变的园林景观。更何况只要稍一抬头,就能望见环抱的青山;略息喧闹,便听见潺潺的溪流。此山此水,不正是为园的上佳处。

2018年修缮完成之后,书院终于对外开放。不难看出陈设都在尽量还原从前的书香气,更有开放的茶座可供游人小憩。文人骚客已经不再,可这绿水、清风、桂香依旧。

德兴堂

距离侯龙村不远,下山之后再上山,沿着山谷攀上一个山头就到了仙岭村。而古时从另一侧上山,“要走一条又陡又窄的石壁小路,有人说像是仙人飞天走壁一样”。仙岭村就在这险路尽头的第一片平地上,而德兴堂就是进村必经的标志物。

德兴堂又被称为沈家大院,由著名企业家沈逢源在1941年建成。沈逢源1907年出生于仙岭,青年时就读于集美师范,毕业后随其父到上海经商。闽南人一向把回乡“买田、起厝”看作是一种储蓄行为[3]。整栋沈家大院建造耗时四年[4],可以想象在1937年上海摇摇欲坠之时,沈逢源就把经商所得的财富全部投入故乡家宅的建设中。德兴堂建成的同年,沈逢源还捐资创办了仙岭小学,继承了闽南商人爱国爱家、兴校重教的优良传统。

德兴堂是一座典型闽南传统大厝,五间张双落带护厝结构,前有大埕,入口做走廊带塌寿,悬山屋顶三川脊,总共有5个天井、32间房,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这座大厝有两处堪称冠绝永春:一是名人题字,二是金漆木雕。

大厝正厅上高悬一块“德兴堂”黑底金漆题匾,系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所题。大门的石柱上,正厅、下厅两侧的板堵上,门厅的门扇上,都遍布书法装饰。除了林森之外,还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邹鲁,著名书法家梁披云、季守正、商衍鎏、高振霄、林泸成等名流大家的墨宝,这些作品经文物部门鉴定都是真迹。[5]据研究,这些书法装饰的落款时间从1941年冬到1947年春不等。[4]借此不仅可以管窥沈逢源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还可以串联起一系列历史时间和历史人物的线索,展开一段民国往事。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求来名人墨宝后,沈家熔化了数公斤黄金,用来装饰这些对联题刻以及雕梁画栋、窗棂木刻,以致天黑不用点灯,宅内同样亮堂堂一片。[5]这样的故事显然是夸张,不过沈家大院用金之多,的确是每一个到访者都不得不赞叹的奇观。从板堵到神龛,从柱头到灯梁,从前廊到吊筒,正厅中凡是木雕之处,无处不金。而厅中保存完好的黑色底漆、朱红的柱联,又颇有几分汉代漆器的神韵。如果想要欣赏永春传统豪宅美学,那德兴堂绝对是不二之选。

德兴堂不仅十分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且没有显示出一丝衰颓的气象。原来沈氏家族虽然大多数成员都在外地或海外,但仍有一小部分留住在大厝内,负责做好日常的维护工作。而每年沈氏家族都从家族经费中拨出一部分用于保护和维修。同时仙岭村委会每年也拨出10万元,专门用于本村古民居的维护和修缮。[6]

德兴堂可以说是省内极其少有的,最接近原状陈列的文物建筑。不仅正厅的案几、供桌、柱联一应俱全,而且在沈逢源的房间,还陈列着当年的家具。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两侧护厝天井里,厨房的柴火灶、用餐的方桌长凳,也全都原样保留,仿佛昨日的生活还在。

这要是换了其他地方,非得大肆吹嘘一番不可,搞不好还要圈起来收门票。可是德兴堂没有,没有宣传仪式,没有苛刻的参观条件,没有到处阻拦的“游客止步”,新做的射灯也还算克制。村民自顾自地打扫门前的公园,碰见了没准请你喝一杯茶。一切都那么平常,悉如往日。

福兴堂

在永春,与沈逢源同时期的富商还有富商李武宗、李武庸两兄弟。李武宗早年从挑货郎开始学习经商,以诚信立业,生意做大之后,又回报乡里。1941年,李武宗“独资6万(币种不详)创建启新完全小学”[7][注3],后又创办宗中中学。抗日战争时期,李武宗为遭遇饥荒的福州民众捐粮两船,得陈肇英题匾“视国犹家”[注4]。他还以实业救国,经常利用货船偷偷为国民党运送军火。1945年,李武宗福州前往上海时,在上海吴淞口遭遇日本水雷袭击沉船,不幸罹难。[8]

李武宗遇难时,家乡的福兴堂尚在建设之中。1942年,福兴堂动工,李武宗在外经营公司,李武庸全盘负责基建。两兄弟从各地聘请能工巧匠精雕细作而成,比如从南京聘请参与中山陵建设的惠安籍石匠。据说福兴堂施工期间,陈嘉庚曾三次亲临参观,对这批石匠大加赞赏,后来又聘请他们参与集美学村和鳌园的建设。[9]除石作之外,木作、泥塑、剪黏、彩绘,无一不是能工巧匠、精工细作。如此耗时六年[注5]之后,福兴堂终于基本建成。然而因为时局的剧变,李家人全都没能迁入新居。1950年,福兴堂被收归国有,先后被用作区公所、粮站,也曾驻过军队、开办过幼儿园[10]。直到1986年,李家后人才得以搬回福兴堂。在那个普遍仇视旧文化的年代,许多豪宅大院都受到冲击,而福兴堂恰因部队占用,除了因为使用需要受到一点破坏,算是基本保全。我们今天才能够欣赏到这座富丽堂皇的闽南大厝。

福兴堂的规模、格局与德兴堂相仿,都是五间张双落带护厝结构。主要的区别在于福兴堂加入了许多砖石结构,比如福兴堂的正厅两旁不立柱,而是采用砖墙搁檩;大门的廊柱,和天井四周的一圈廊柱,都以青石为材,并且带有西方古典的科林斯柱式和爱奥尼柱式的影子。最惹人注意的,是柱头和柱脚的飞天、憨番,姿态张扬、活灵活现,令人拍案叫绝。还有窗扇、隔堵,都大量选用整块的青石来制作,圆雕、线雕、浮雕、镂雕,无所不用其极,无一扇图案重复。更不用说还有木雕、泥塑、彩绘等琳琅满目,达到了无所不雕、无所不精的境界,让初入大厝之人,大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感。如果德兴堂主要看木雕的话,那么福兴堂就是所有装饰类型的集大成者。当时代的主旋律改弦更张,当工匠精神变成传说,毫无疑问福兴堂就是永春传统大厝最后的巅峰之作。

现在,福兴堂里的生活都归于平淡,再华美的建筑终究也是生活的容器。大门长开自不必说,来访者大可漫游在艺术殿堂之中,也可以购买一些院里摆放的土特产;而主人们,照常在大院内读书教子,做饭洗衣,悉如平常。在福兴堂,哪里需要谈什么“文物活化”,因为这里本来就是活的。

注释

[注1] 现有的所有材料都表示,”竹园斋“和“桂轩”共同组成这座园林式的书院。但是无论在现场还是平面资料中都找不到“竹园斋”。根据笔者观察,现有建筑中已无清康熙初建时的实物遗存。至于“竹园斋”究竟是在清嘉庆时被完全重建,还是在后世的改建中消失,尚无实证。笔者倾向于前者,即“竹园斋”为侯龙书院的前身。
[注2] 另一株为紫玉兰,各类资料中多写成“玉笔花树”。
[注3] 亦有资料显示创办时间为1940年、1942年。
[注4] 残匾现摆放在福兴堂厅内,并有说明标注落款时间为1929年。陈肇英1935年任闽浙监察使,1937年任福建省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所以题匾时间应为1939年。
[注5] 也有说八年。

参考资料:

[1] 永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习俗)吾峰卷. http://www.fjyc.gov.cn/zjyc/mfms/ctxs/201312/t20131210_1597102.htm.
[2] 孙传勇,林联勇.侯龙书院[J].福建乡土,2006(02):35.
[3] 郑振满.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J].近代史研究,2010(02):62-75+3.
[4] 赵利权.沈家大院书法装饰与空间叙事研究[J].装饰,2019(04):120-123.
[5] 刘深魁 :《永春沈家大院 :离乱的笔墨 德兴的老宅》[N],《福建日报》,2013 年 4 月 16 日,第 5 版. http://culture.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4/16/24258248_0.shtml
[6] 林惠平. 福建省永春县古民居保护的政府作用[D].内蒙古农业大学,2013.
[7] 海外乡亲倾情永春教育百年史话(五). https://www.52hrtt.com/ph/n/w/info/G1520909484299
[8] 精雕细琢福兴堂. http://www.mnwhw.com/content/2013-04/26/content_4391602_8.htm
[9] 张晓慧. 民国后期闽南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4.
[10] 曾汉祥.浅析永春县福兴堂的装饰艺术与价值[J].福建文博,2018(01):74-77.

闽侯的木拱廊桥

廊桥,又称为厝桥、风雨桥,除了交通功能之外,还具有遮阳避雨、休憩停留、交流聚会等作用,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其中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木拱廊桥,仅仅分布于闽浙交界地带的数个县市。木拱廊桥作为特有建筑类型的历史并不久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才被学术界惊喜地“发现”。桥梁专家们见到山谷溪涧上飞架的木拱廊桥,无不联想到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那座横跨汴水的虹桥。1986年出版、茅以升主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举泰顺薛宅桥和庆元的竹口桥等五桥为例,证明“北宋时期盛行于中原的虹桥技术并未失传”[1],这一发现使尘封了900多年的虹桥结构重现天日。

然而科学研究的过程常常也是祛魅的过程。根据赵辰、毕胜、刘妍等人的研究成果,木拱桥源起木平梁桥,经过撑木(拱)桥、斜撑桥、八字撑桥(单三节苗)、混合撑木拱桥(八字撑+人字撑、双三节苗、三四节苗等),发展到成熟的三五节苗木拱桥体系[2][3],经历了“超过400年的匠作传承”,形成十分完整的发展链条。这表明闽浙木拱桥是根植于闽浙山区,独立发展出来的成熟技术成果。

浙闽木拱桥结构(寿宁犀溪福寿桥)[4]

若想了解木拱廊桥,推荐观看刘妍在一席论坛的演讲《编木拱桥》

现存的木拱廊桥还有百余座,多数位于闽浙交界的泰顺、庆元、寿宁等地。所以这些地方都号称“木拱廊桥之乡”。相比之下,福州的木拱廊桥实在算不上名声在外。即使在古田、屏南划归宁德之后,福州辖区内仍有十座木拱廊桥,并不算少。其中有七座都位于闽侯县北部的山区,恰好形成一条木拱廊桥游览线。

这七座廊桥建造年代从明末跨至建国初期,均为单孔木拱廊桥,利用溪谷巨石为支撑,架设木拱,上造廊屋,周边茂林修竹,风光旖旎,同时又各具特色。其中远济桥、坑坪桥、龙津桥已被列入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闽侯木拱廊桥分布图(笔者自制)

一、远济桥

远济桥是距离福州市区最近、同时又极具观赏性的一座木拱廊桥,当为赏桥第一目的地。远济桥位于白沙镇联坑村,实际从高速大湖收费站出极其便利。停车后还需走几百米西出福州的古驿道,峰回路转处才望见桥首,可谓渐入佳境。

远济桥建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2007年由寿宁县著名廊桥工匠郑多金主持修复。廊桥飞架于巨石峭壁之上,横跨大目溪涧湍濑,全长33.09米,拱跨30.89米,用三五节苗木拱。下至桥底,可见数十根苗木相互“编织”,瞠目而不能穷其貌,雄伟奇峻,蔚然形胜。桥下游有从百万年前凝固下来的冰臼景观,和参差错落的瀑布深潭。桥东头原有清光绪年间侯官县进士陈景韶撰写隶书“远济桥”木雕桥匾,匾中记载了建桥的历史背景,其中一句“任天下事者,苟皆以建桥之心为心,则天下何远而不济哉,然则远济又岂独为建桥言哉!” 道出了“远济”之真意。

二、塘里桥

位于大湖乡与廷坪乡交界处的塘里村水尾,拱跨24.8米,用三五节苗木拱。塘里桥建于1951年,原来是闽侯廊桥中最年轻的一座。桥内挡雨板上留有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的标语。不同于远济桥典型的峡谷景观,塘里桥的上下游都是开阔的溪滩。两岸的植被葱茏,溪流拐过一处沙石堆积的凸岸,徐徐穿过木拱廊桥。下游的浅潭还可戏水游泳。

三、龙津桥

位于廷坪乡流源村,是福州木拱廊桥中最古的一座,因而也是价值最高的一座。根据桥头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重修碑,此处原为浮桥,龙津桥创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清乾隆二十年(1755)曾有修缮,桥东还有南宋绍定元年(1228)的摩崖石刻。可惜这座将近400年历史的古桥,在2016年9月15日,被超强台风莫兰蒂造成的洪水冲毁。

根据冲毁前的照片,龙津桥采用三五节苗系统,按照闽浙木拱的发展规律,不可能是明末时的原构。龙津桥拱跨22.19米,仅比明天启五年(1625)的庆元如龙桥大不到3米,很可能同样本是八字撑(单三节苗)的结构,清朝重修时改造为已成熟的木拱系统。不过龙津桥的廊屋保留了叠斗抬梁式的结构,及一斗三升等保留了清晰的明末大木特征,是非常宝贵的明代廊屋实例。而刚刚重建完成的龙津桥,几乎没有了原来的木料,重制的廊屋梁架斗栱都严重走样。一座明代廊桥就此名存实亡。

四、泰山桥

位于廷坪乡后溪村,因桥头有泰山庙而得名,俗称后溪桥。现存为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建,用三五节苗木拱,拱跨仅15.89米。此桥不长,属于典型的水尾廊桥,锁水口就是锁风水。桥中设有神龛,祀玄武大帝;西头有泰山庙,中祀东岳泰山神;桥对面还有一座齐天大圣庙。通过这座桥可见信仰空间在闽浙村落传统中的位置和重要性。

五、坑坪桥

位于廷坪乡坑坪自然村水尾,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宣统年间重修,用三五节苗木拱,拱跨22.7米。 此桥木拱有一处迥异于他桥,非得下到桥的正下方才能看到。原来木拱的三节苗斜苗中,最外侧的两根各是用两根木料拼成,大概是为了省料。另外桥西头有一副对联:清风流水径桥下,闹市广厦隔岸来。一座乡间廊桥忽然包容气象万千,意境开阔,眼界高远。

六、蕉溪桥

位于廷坪乡蕉溪村,建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1951年重修,拱跨19米。这座桥非常特别地采用了双三节苗木拱,尚不知用这种拱架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跨度不大。也正是因为特殊的拱架,蕉溪桥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承认“木拱廊桥”的身份,早一些的文献资料里也不予收录。

七、三溪桥

原本位于大湖乡坂头村蔡峰自然村与六锦村交界的雪溪、院里溪、东溪三溪汇流处,因而得名。该桥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采用三五节苗木拱,拱跨21.06米,两端立于悬崖绝壁之上,桥高谷深,是七座木拱廊桥中地势最为险峻的一座。桥上有联曰:四山周匝,别开榕峤奇观;两岸崔嵬,不减桃源妙境。

可惜纵有巨石撑托,也难逃厄运。2004年在桥上游仅百米左右建起后溪水库大坝,“开山炸石对木拱桥身及桥台有损坏”,大坝建成后,“滞(泄)洪水将对木拱桥产生极大影响,亟待解决”[5]。果不其然,2016年9月15日,超强台风莫兰蒂造成水位暴涨,水库大坝开闸放水,倾泻的巨浪将三溪桥彻底冲毁。数日后,连江县文物部门才在下游连江县山仔水库,找到三溪桥和龙津桥的部分构件[6]。现在,三溪桥是莫兰蒂台风摧毁的四座廊桥中,唯一还未重建的。鉴于原址人为隐患无法排除,三溪桥恐怕只能另寻宝地,异址重建了。

被洪水冲毁后的三溪桥原址(来源:“遇见闽侯”微信公众号)

早在2003年,浙江省就将泰顺、庆元、景宁廊桥组成“浙南廊桥”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世遗”预备名单。2009年10月,“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11月,国家文物局同意闽浙两省七县具备条件的22座中国木拱廊桥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至此木拱廊桥的保护看似走上正轨,但实际上,“中国木拱廊桥”从未进入WH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预备名单。也就是说,“中国木拱廊桥”的申遗排位,甚至还不如几乎公认没有可能的“三坊七巷”。从遗产价值的角度,木拱廊桥本应是今年的泉州之后,福建最有实力的申遗项目。然而为何申遗工作多年停滞不前,去年浙江卫视播的《闽浙木拱廊桥联合申遗为何搁浅》可能给出了答案。

不管申不申遗吧,抱团的闽浙七县中并不包含闽侯。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在2016年“莫兰蒂”台风中,泰顺同样损失了三座“国保”廊桥。从灾后抢救、恢复的速度和质量来看,泰顺的三座廊桥可以称为“修复”,闽侯的恐怕只能叫“重建”。

参考资料:
[1] 茅以升主编. 中国古桥技术史[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6.05: P102
[2] 赵辰,冯金龙,冷天,等.木拱桥:作为山地人居文化遗产的重新评价//《山地人居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3] 苏旭东,刘妍.“双三节苗”木拱桥——木拱桥发展体系中的重要形式[J].华中建筑,2010,28(10):39-42.
[4] 刘妍.浙闽木拱桥类型学研究——以桥板苗系统为视角[J].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1(02):430-436.
[5] 龚迪发著. 福建木拱桥调查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03:169
[6] 今朝廊桥成遗梦,他日何往觅乡愁?http://www.mhnews.com.cn/html/145/2016-09-23/10530745586.shtml

黑白配:福州传统建筑墙面乌烟灰使用方式研究

研究背景

在福州最经典的城市景观老照片中,分明可见福州的封火墙有白与黑两种颜色,甚至还有黑白相间的拼色墙面(图1~2)。有别于其他多数地区,福州的传统墙面本就有两种不同的颜色——白灰和乌烟灰。传统民居、庙宇的外墙、马鞍墙常用乌烟灰,偶见白灰、红灰等其它颜色;大型建筑如福州白塔、南门均刷白灰;外国人建造的领事馆、洋楼几乎都是白灰或其它浅色。这说明,福州传统建筑中是有意识、有目的地选择使用黑色墙面。

相较白灰一直沿用在房屋装修中,现代人一般无法理解黑色墙面,而直至福州三坊七巷开始修复,这种传统墙面才逐渐被拾起。[1]但是黑白两种颜色究竟如何使用、出于何种缘由,还未见详细论述,以致古建筑修复过程中存在不少争议或存疑的地方。本文尝试做初步分析总结,且作抛砖引玉。

什么是乌烟灰

在乌烟灰之前首先要了解白灰。传统建筑中的白灰,在沿海地区通常为壳灰(或石灰),即牡蛎壳、蚌壳等各种贝壳高温煅烧而成的白灰,有时在其中加入纸筋、麻等增加韧性。《天工开物》中就详细记载了壳灰的烧制过程和作用:

凡海滨石山傍水处,咸浪积压,生出蛎房,闽中曰蚝房。经年久者,长成数丈,阔则数亩,崎岖如石假山形象。蛤之类压入岩中,久则消化作肉团,名曰蛎黄,味极珍美。
凡燔蛎灰者,执椎与凿,濡足取来(药铺所货牡蛎,即此碎块)。叠煤架火燔成,与前石灰共法。粘砌城墙、桥梁,调和桐油造舟,功皆相同。有误以蚬灰(即蛤粉)为蛎灰者,不格物之故也。[2]

图3 《天工开物》中的凿取蛎房/来源:数位经典

而乌烟灰,又称为锅底灰,利用柴火灶附着在锅底和烟道中的烟灰,混合白灰经过白醋浸泡发酵而成。过去有专门清理炉灶、烟囱并收集乌烟灰的工人。据《福州双杭志》记载:清朝时,汤房巷建有澡堂,乌烟颜料工人与油漆工人同池沐浴,(互相嫌弃)引发争端而斗殴,造成人命案,澡堂被迫停业。[3]在传统行当消失之后,现代制作的乌烟灰则用毛竹烧制,或使用成品的炭黑。

不管壳灰还是乌烟灰,在福州传统建筑中,均用作墙体面层的粉刷,起到保护、牺牲的作用,亦可反复叠加涂刷(图4)。

图4 仓山义序民居外墙

为何用乌烟灰

在目前仅有的介绍福州传统建筑工艺的专著《福州民居营建技术》中,阮章魁认为“墙面与道路、与房子之间的距离较近,为避免光线反射直刺人眼,在传统的民居中封火墙的外墙及内墙檐口上方的墙面均刷涂以炭黑调石灰而制成的乌烟灰……有效地消除了光线的反射造成的光污染和热反射对室外行人及邻居的干扰”。[4]在实际中,的确没有发现在室内使用乌烟灰的案例,但是屋面以上的墙面并不在人的视线范围内(图5),而郊区四周空旷的民居外墙也刷涂乌烟灰(图6),这说明控制光线至少不是刷涂乌烟灰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

在《福州三坊七巷 墙体刷黑有学问》中,唐希介绍,“由于南方多雨,采用乌烟灰刷墙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水效果,而且在狭窄的坊巷里,将墙刷成黑色可以减少反光,让行人步入坊巷中,眼睛不会受到刺激。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煤球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烧火燃料,乌烟灰也就成了稀有物。为此,三坊七巷在此之后有部分墙体便开始用白石灰粉刷。” [5]这里除了控制光线之外,还提出乌烟灰具有防水的功能。这种说法也得到了福州另一位古建筑专家的口头证实:传统乌烟灰中含有一定的油脂,具有一定的驱水性能(大意)。当然,传统乌烟灰的准确成分还有待化验分析才能得到。

据笔者走访大量建筑实例,在曝露条件下,乌烟灰墙面较白灰墙面的确更加耐久、不易空鼓脱落,部分高质量的乌烟灰甚至经过长期曝晒雨淋也几乎不褪色。联系乌烟灰的制作过程和工艺,可以初步推断,乌烟灰是一种比白灰质量更好、成本更高的墙面抹灰面层。在过去,穷人只能建造木隔断、悬山顶的房子;而砌筑封火墙、马鞍墙围合自家住房,需要具备一定经济条件,这样的房主有能力在曝露的墙面选择使用更优质而昂贵的乌烟灰。

如何使用乌烟灰

从最简单直观的角度来看,乌烟灰可以分为整面和部分涂刷两种。前者比较简单,通常外墙是整面乌烟灰(图7),或者整面壳灰(图8)。也有少数特殊的案例,类似老照片上黑下白的拼色效果,在马鞍墙的鞍部以上抹乌烟灰,以下抹白灰(图9)。一些案例在不同的墙体材质外采用不同的抹灰层(图10);而在沿海地区,有鞍部以下都砌露明石墙的做法,上部砖墙或夯土墙则用乌烟灰保护,形成类似的拼色效果(图11)。

至于内墙则有充满疑问和矛盾。目前通常是这样认识和修复的:在没有建筑的内墙(如花园等)均以白灰涂刷;在有屋面的内墙,屋面以上为乌烟灰、屋面以下为白灰。但是如果出现一部分有屋面、一部分没有屋面,或者一面墙既有屋面以上、也有屋面以下,则使用一道竖直的界限来一分为二(例如朱紫坊芙蓉园前花园,图12)。这种划分方式对于一个精巧的园林来说,过于简单而缺乏技巧。按照前文的理论,芙蓉园的房主有能力也有理由选择使用乌烟灰。从修复前的照片来看,芙蓉园前花园很可能整面都是乌烟灰(图13);而没有被重新抹灰过的王麒故居花园,佐证了确有在花园中使用乌烟灰的做法(图14)。

如果是在一些不那么开阔、需要更多采光的院落,也较少见一道竖线划分的方式。乌烟灰与白灰,通常不是简单地切割墙面,而是与墙体的边界、墙内的建筑建立联系。这种做法,通常以墙帽和屋面檐口为界,重新划定从上至下的层次,上为黑以下为白(图15),或者退至墙帽以下一段距离(图16~17)。这样处理的墙面,既满足采光需要,也与墙帽、墙裙等一同形成更好的水平层次感。

而传统民居在半室内半室外的灰空间中,也经常用乌烟灰收边和过渡的做法。例如入口回廊处的墙面,以宽20厘米上下的乌烟灰做一圈收边,甚至可以同时暗示出梁架结构的位置(图18)。在主座的檐柱以外、檐口以内的灰空间,沿着檐口、檐柱和边门做乌烟灰收边,完成从室外的亮——黑色减光,到室内的暗——白色反光,这样的明暗过渡(图19)。

以上的案例说明乌烟灰的使用不仅是因其物理功能,也可以出于审美的需要。在少数极其讲究、规矩的民居中,审美的需要甚至可以是使用的唯一原因。例如:乌烟灰作为照墙或门窗的围合、分割和构成元素,使得墙面成为一个更有组织性的完形整体(图20~21);乌烟灰与白灰构成一组图底关系,突出所要表达的装饰、图案、纹样(图22);乌烟灰与白灰按一定比例混合,制成灰色的墙面,然后与原有的黑白灰以及墨画并置、组合、重复,更加丰富墙面的灰阶层次、再造墙面肌理(图23)。

总结

在目前的材料中,还没有找到传统匠人原始的文字资料或相关论述,也缺乏现代化学分析的技术支持,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乌烟灰的使用规律仍然是有迹可寻的。以上诸多案例表明,从基础的墙体保护功能,到采光、构造、空间的互动配合,再到美学的表达和创造,福州传统建筑中对乌烟灰的使用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体系。很可惜的是,随着建筑的衰老、匠作的断层、研究和修复的轻视,时至今日已经越来越难看到原真、地道的乌烟灰墙面。 作为地方民居中的狭小领域之一,今人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足够重视和深入的程度,原始材料的逐渐减少将使得这类研究陷入越发困难的境地。

参考文献:
[1] 海峡都市报. 三坊七巷修建由琅岐古建筑队所承建[DB/OL]. http://www.350017.net/news/ReadNews.asp?NewsID=1305, 2007.11.27
[2] [明] 宋应星. 天工开物[M]. 商务印书馆, 1933.12.
[3] 卢美松主编;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政协福州市台江区委员会编. 福州双杭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 2006.01: 29.
[4] 阮章魁.福州民居营建技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6: 181.
[5] 海峡都市报. 福州三坊七巷 墙体刷黑有学问[DB/OL]. https://new.qq.com/rain/a/20180121C01PUF, 2018.01.20.

霍乱时期的卫生宣传

(本文初次发布于2020.1.11,修改于2020.2.2. 感谢王发圣先生提供的资料)

霍乱,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急性传染病之一,多发生于夏季,主要通过受污染的水或食物传播,常出现在卫生条件不佳的地方。多数感染者在初期不会出现任何症状,致病细菌便随着粪便排泄到周围环境,进而感染其他人。霍乱发病时会引起腹泻、呕吐、脱水等症状,严重者若不及时治疗可在几个小时之内暴死,并且由于严重脱水,枯干得不成人形。[1]

福州近代历史上曾多次爆发霍乱,据可查资料,1919、1922、1933、1937、1946年都爆发过霍乱疫情。1919年福州霍乱疫情严重,市内“东西北三城,每城每日有七八十口死于吐泄者”。1943年,闽侯上街马保村发生霍乱,死亡15人,全村7天路无行人。 [2]

鉴于霍乱疫情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各界人士都会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控制疫情传播。正好在搜寻老照片的过程中,我发现一组1910年代初(实为1920年),福州街头卫生宣传游行的老照片,并且附有十分详细的英文说明。我将这些照片介绍出去后,网友王发圣发来一份1921年《美国公共卫生杂志》上的文章《福州的霍乱预防运动》 [3] ,其中详细介绍了这场游行及其来龙去脉。

这场游行的起源还要从美国医学博士毕德辉(Dr. W. W. Peter)在中国的活动说起。毕德辉于1910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拉什大学医学校,1911年受福音派协会差传部的派遣来华,在湖北武昌的仁济医院(现湖北省中医院)工作。 后来他注意到“大多数的可预防疾病是由社会环境引起的”,便放弃教会医院工作,致力于开展公共卫生运动。 毕德辉在1913年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演讲部干事,并组建卫生组;后又于1916年组织成立卫生教育联合会 [4] 。当时,毕德辉在各地的卫生大会上举办展览、演讲,并分发卫生宣传手册、书籍,足迹遍布北京、南京、上海、福州等十数个城市。

1916年毕德辉卫生演讲大会海报 / 来源:基督教海报

其时,1919年福州发生霍乱疫情,“患病者达 19000 人,并在 6 到 36 个小时后开始出现死亡,死亡者数以千计,整个城市都陷入瘫痪之中。 ” 所有人包括省长都在求助于神明,迎神赛会每天都在举行,但都无济于事,霍乱仍在不断扩大。 [5] 1919年,霍乱在中国造成了大约20万人死亡。

1920年6月,在霍乱卷土重来的前夕,毕德辉受福州青年会的邀请,来到福州举行卫生大会。以往的卫生大会都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内,人们凭票入场。而这次他意识到为了更有效地预防霍乱,“必须走上街头,甚至有可能的话,要走到每一家每一户”。所以他在福州组织了包括政府官员、商人、学生等各类人群在内的1847名志愿者,一同参与到游行中去,一周之内走遍了福州90%的大街小巷。

而以下这一组照片就是当时游行的主要道具。

游行的道具

在游行的最前端是一面写着“福州卫生防疫会”的大旗帜,和一面写着“福州卫生防疫游行队”的小旗。还有数个苍蝇的巨型模型,以及老鼠和蚊子的模型。地上的棺材里躺着霍乱的受害者,担架上则躺着两男一女三个病人(应为假人)。旁边还有扩音器供宣讲的人使用。

利用游神道具进行宣传

这是福州游神常用的由人扮演的两个人偶。高个子代表霍乱,默默地走在游行彩车的前面,用眼神或手指出容易引发霍乱的问题。有胡须的小个子代表走在”霍乱“身边的聪明人,向人们宣传卫生知识和对应策略,表示如果对霍乱的病因和预防方法足够了解,便不怕这个高个子。

关于饮食习惯的彩车

最右边是一个夜壶,左边则是一个米桶,都没有上盖。桌上是吃饭的碗筷,虽然筷子很便宜,但是没有公筷。桌边贴着”有苍蝇叮过不可食“。

关于饮食习惯的彩车 2

白色的帏帐上写着”煮熟蔬菜队“,里面是一个煮具连着铜管,不断地对食物吹送蒸汽,保持菜肴温热。桌中间的几碟菜也配上了公筷公勺。很明显,这是与上面相反的正面案例。

关于清洁餐具的彩车

从右边开始,分别是没上盖的夜壶、一个带竹杓的水桶,一个盆子和一些用冷水洗的碗碟。一只”大苍蝇“不时地在其间变换位置。又是一个反面案例。

关于清洁餐具的彩车 2

与上图基本器具相同,但碗碟是用开水清洗,并用盒子存放;分别用较深的桶装生水,另一个盛开水;竹杓中装有木炭;夜壶则被严实地盖住。

生食警示彩车

一大堆生瓜在没有任何遮盖的情况下售卖,同时还有生水浇在瓜上保持湿润。苍蝇和灰尘污染了这些瓜。右边则是装满了去了皮的栗子的笸箩,在卖出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摸过它们,所以也很不卫生。

生食警示彩车 2

彩车上有两种木材,一种是柴火,一种是棺材。宣传员通过扩音器教导人们在霍乱季节使用何种木材,然后用诸如“若不烧柴,便进棺材”之类的狠话收尾。

担架上的假人

在这一系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彩车之后,紧跟着的是抬着假人的担架,和一口棺材。我泱泱大国之恐吓宣传,自古有之。

真实的道具,简明的要点,直观的特效,惊悚的后果,这种卫生宣传手段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硬核。由于科学知识的不普及,和民间信仰的根深蒂固,以往福建民众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常常不是求医问药,而是通过求神拜佛的方式祈求平安健康。比如福州人常拜的五灵公就是非常著名的”瘟神“,也被奉为逐瘟之神。而正是利用了民间信仰中常用的游神道具,放在彩车之首,更易于民众接受。除了游行之外,运动中还举行了285场集会,分发了30万份霍乱知识宣传册,同时还组织人们接种疫苗。周边的城市在不久后发生霍乱疫情,而福州得益于这些宣传和预防措施,当年安然无恙,被称为“危险的大海中的一个平安的孤岛”。

福州卫生防疫会为民众接种疫苗
福州复初庵的五灵公 Palm耗子 拍摄

游行照片出处:USC Digital Library(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子图书馆)
作者:Gold, Ralph G.
拍摄时间:1920年6月(原注1911-1913有误)

参考资料:
[1]陈义. 民国时期福建霍乱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9.
[2]林荣国. 近世福建瘟疫之研究.
[3]"Cholera Prevention Campaign in Foochow:A Late Work of Dr.W.W.Peter"[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1921,11(6):508-512.
[4]牛桂晓.美国传教士毕德辉在华卫生传教活动探析[J].宗教学研究,2019(02):224-231.
[5]牛桂晓. 1910-1930年间中国基督教卫生教育运动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5.

“古法”晾衣

福州,总是很潮湿,总是很多雨水。今年的降雨特别多。二月雨水,没想连续下了近一个月的雨,阴冷是福州的魔法;三月惊蛰,可是福州的春天来得晚,出了太阳才见得一点温暖。

终于出了太阳,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当然是晒衣服晒被子。

老百姓很会利用空间,每到这时候,老福州的大街小巷就升起万国旗。过去的空间很拥挤,树梢、栏杆、甚至电线都是晾晒的好地方。

在老房子的屋顶,经常会“生长”出突兀的、简易的晾晒平台。这种平台在修缮前的三坊七巷、上下杭等所有老街区都非常常见,甚至有时候看屋顶有几个平台就能数出这座房子至少分成了几户人家。它结构简单,不过是在屋顶上搭一个木或铁的架子,但通常却会破坏屋面导致漏水,甚至会改变原来的梁架承重结构。所以在修缮的过程中,都将其视为后加的违章建筑而拆除。

偶然我翻看老照片,发现这些”违章建筑”其实不是那么晚近才出现。至少在清末民国,智慧的劳动人民就开始向天空争取阳光。

老照片中还有一种墙帽,顶部是平的,再砌一道非常薄的女儿墙,所以人可以在墙顶轻松行走,还能摆放一些盆盆罐罐,例如上面的老照片中可能就是虾油罐子呢。

迫于拥挤的城市空间,一般人家没有开敞的天井,才转而在垂直方向寻找突破。所以在乡间,这种平台并不多见。乡下的土地开阔,无所谓舍弃一点建筑面积,天井可以做得很敞阔,厝前还可以有谷坪,晾晒衣物就完全不需要爬上爬下。

老房子里经常能看到这种扁圆的石头,中间有一个孔。现在很多人以为是柱础,但其实福州的柱与柱础不用榫接,而直接落在上面即可。偶然还能见到有的房子里还在使用这种石头,就是插上竹竿晒衣服。

这种属于可移动物品,相当于买的家具。还有“硬装修”的办法,直接做在建筑上的晾晒竿。

比较常见的一种是在建筑前的屋檐下,通过吊、穿、搭等方式将木架固定在建筑上,高度差不多在人伸出手能够得着。这种木架不会被雨水淋湿,阴雨天里也能够晾晒衣物,可以说是与石墩晾衣架互补。

还有一种比较罕见。早在建造房屋的时候,就把前后两座房屋的挑檐插栱连在一起,用时只需要在两根木头间架上竹竿,就可以晾晒被褥等大件物品。因为直接暴露在天井中,这根联系前后的木头中部很容易腐坏,不易保存。

现在的工具越来越方便,不锈钢的、可移动的、可升降的,所以即使在老房子里,这些“古法”晾衣也已经很难看到了。而原来老房子里的人,也渐渐迁出,告别了那阶前落叶、芭蕉听雨的庭院生活。

三座歇山顶的死与生

​一

“茶亭终于要重建了。”

这是这句话说得最有把握的一次。在网友的追问下,在媒体三番五次的报道下,在文物部门的努力下,异地“停尸”十二年之久的茶亭庵四角亭,终于首次进入实质性重建阶段。

原来,茶亭街作为南门通往台江的必经之路,路中建一路亭供往来商客歇脚饮茶,路以亭为名即茶亭。从老照片中看到,2006年拆迁前四角亭的歇山顶,以山面为正面,朝向茶亭街,红墙伴着复杂的斗栱和彩绘,屹立近两百年,无疑是福州南门外的标志性建筑。

伴随着明清商贸的发展,茶亭街逐渐形成福州著名的手工业一条街,尤其以剪刀、菜刀、剃头刀这“三把刀”为代表。茶亭正面的石柱上就有这样一幅楹联为证:

养浩然之气配义与道
入圣者之域绝伦超群
嘉庆二十四年孟冬吉旦 剃刀行敬立

茶亭的石柱(Celespace潘 拍摄)

当时各手工业共同捐修茶亭庵,剃刀行有资力在石柱上留名,说明了当时剃刀业的发达。

在2006年的改造中茶亭被拆除,构件移至1999年迁移至白马路西侧的汀州会馆旁暂存,原计划待改造完成后回迁安置。谁曾想这回迁时间一推再推。

拆卸下的茶亭歇山顶(笔者拍摄)

大约从2008年起,至少每两年就有媒体报道茶亭回迁的相关情况,每每说到即将回迁,又因为种种原因未果,直至今年才真正进入实施。可谓跌宕起伏、百转千回。

在最近一批报道中,媒体不约而同地拍摄了躺在茶亭边上的两根石柱作为配图,石柱上有两列楹联,的确很像是老照片上茶亭门口的那两根石柱。可是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其中的蹊跷。

媒体拍摄的石柱

石柱上,分明地看到“胭脂”、“霓裳”的字眼,显然不是上述的两根石柱。而在茶亭的背面,是没有别的柱子的。那么这两根是哪里的柱子呢,又为什么会躺在茶亭的边上?

本站网友 Celespace潘 自2000年前后就出入福州的大街小巷,像个神经病一样流窜于各拆迁工地间拍照,为许多老建筑留下了生前最后的影像。这批照片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勾勒出一些些城市化建设大潮来临前,还未被高楼大厦蚕食鲸吞的绝版老福州。

在其中台江横街的一组旧照里,笔者找到了这对石柱:

天上霓裳人间广乐
南朝金粉北部胭脂

宁德会馆戏台的石柱(Celespace潘 拍摄)

大意猜测是戏曲演出声色俱全、囊括南北才子佳人之意。石柱支撑的主体是一个歇山顶戏台,概略观之,举折高矗,翼角飞翘,燕尾角鱼,山面贴红色斗底砖,与老照片中乌山高爷庙之歇山神似,乃典型闽东晚清民国之精巧建筑。最别致的是屋面,从正脊垂下硕大的如意灰塑,隐约还能看到蝙蝠、仙鹤和中间红色牡丹花的形象,极尽工巧,在现存和有据可查的建筑中,仅在琴江颐园六角亭上找到简化的如意装饰。

据资料,此建筑当属宁德会馆。原来清朝年间,宁德茶叶进入福州后,本地人占据天时地利采用压价手段,让宁德茶商吃尽苦头。后由霍童人缪兰成、郑实圃倡议,由四位霍童商人和四位周墩(今周宁县)商人于清同治年间合力筹建会馆。据说,为从福州人手中争取土地,会馆分期建设,先后建戏台、魁星阁、下婆宫,拉拢邻里,最后才建成宁德会馆。原建筑北靠保福山,依山势而筑,逐进升高,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十分宏伟,遂成为宁德茶叶进入省会贸易的平台。

在Celespace潘拍摄的戏台照片中,还有许多精彩的细节。譬如歇山顶下富丽堂皇的藻井,层层叠叠,八角如意叠涩接天宫转圆形叠涩,四角凤凰衔书,镜心牡丹垂下,整个藻井雕栏画栋,即使在当年简陋的数码相机镜头下,还是闪烁着熠熠金光,完全可与今天还能看到的古田会馆相媲美。而在两侧看楼轩廊下,也不乏精美的雕花贴金。不难想象当年看着华构逐步建成的宁德商人,踌躇满志,以会馆为平台扩张贸易的万丈雄心。

是非成败转头空,建国后,会馆建筑分别被改为福八中教工宿舍、福州自动补偿器厂厂房。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到,至横街改造拆迁时,会馆仅存正面牌楼门、戏台和两侧看楼。

在宁德会馆的对面,还能看到原址的铺前顶救主堂,这座创建于道光二十七年(1848年)的老教堂后来易址八一七路旁新建。

宁德会馆(中间)与铺前顶救主堂(右下)(Celespace潘 拍摄)

2004年横街改造, 明清“旧屋”成齑粉,南北“隘口”变通途。这两对刻联石柱,一前一后被拆卸、转运、冷藏,相伴十余年。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福州坊间向来有一些风言风语,说为了修缮或打造某处名胜古迹,又拆了哪里的老房子来做器官移植甚至干脆借尸还魂。或真或假,众说纷纭。

2003~2006年,在那个文化遗产观念尚不普及的年代,一座台江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陈文龙尚书庙原位于中亭街东侧坞尾街,因民间尊奉南宋末年抗元英雄、闽广宣抚使陈文龙为“水部尚书”,故俗称“万寿尚书庙”。陈文龙作为水上航行安全的庇护神,在台江诸多商贾和水岸居民之中拥有广泛的信仰。

拆迁前的陈文龙尚书庙(来源:《历史文化名城身陷“拆迁”重围》)

2003年,因为达江路扩建的需要,陈文龙尚书庙计划被切去约三分之一。其时,因为历史原因尚书庙内前、后殿已毁,只剩下大殿为历史原物。达江路作为重要干道,规划已不能更改;而搬迁后陈文龙尚书庙的格局可以完全恢复,面积甚至能够增加。尽管省市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珍贵文物应当原址保护,最后,新的尚书庙还是赶在2006年除夕前,在星安河畔落成开放。

现在的陈文龙尚书庙(笔者拍摄)

有趣的是,新址的尚书庙不仅恢复了前后殿,歇山顶之下还出现了一个极其华丽的藻井,尺寸略小,通体鎏金,工艺远非其它新制的木作能比。多亏Celespace潘慧眼识珠,记录下一片瓦砾中最精彩的细节,经过笔者比对,确认这个藻井正是宁德会馆的戏台。

搬迁后的藻井(笔者拍摄)

城市建设的大潮滚滚向前,许多15至20年以上的小区又被列入新一轮“旧改”。那几十上百年的老房子只能归类到“棚改”对象,或者被随意误拆,或者顽固地当上楼盘间的钉子户,或者运气稍好被眷顾当选保护修复示范。时也、运也、命也,本质上有何不同。

茶亭重建的地点几经更替,不日将前往茶亭公园的大门旁,继续守望南北人来人往。陪伴十余载的宁德会馆石柱,不知是继续飘零,还是干脆与茶亭移花接木,共同支撑老茶亭的最后记忆。陈文龙是最幸运的,不仅继承了宁德会馆曾经鼎盛的标志,一度还计划在江滨给他建主题公园,配备停车场、仿古码头,地上水上来去自由;最后也不差,星安河畔倒也与原址相仿,还有同样异地迁建的三通桥作伴。

没曾想搬家过了十年,物业公摊大变样。又来了一座借尸还魂的木牌坊,庙、桥牌坊,三点一线,三位一体,成为上下杭保护修复的新名片,成为媒体宣传、游客打开的必拍背景,不说名声大噪也是混了脸熟。你说这是幸还是不幸啊?

现在的上下杭“入口”(来源:福州日报)

福州乌塔下,历史的韵脚

​至少在几十年前,南门一带还是福州两千年历史文化的麇集之地。福州古城轴线自屏山始,至乌山、于山之间恰如天然门户,各立乌塔、白塔如两阙,中设南门,有箭楼、翼楼、瓮城等,在福州各城门中最为壮观。南门内市井繁华,店肆林立,更有孔庙、府学,已经大小寺庙无数。因而这里也造就了福州最有名,也最让人无限遐想的城市老照片。

福州南门内两山两塔老照片(莫理循收藏,1870 年代)

上世纪90年代,旧南门内、乌塔脚下开始“棚户区改造”,林枝春故居、慈善堂、裴仙宫等一批古迹遭到拆迁,更不用说无数不知名的宅第民居。其中,南关白真人庙位于凯凝铺的原建筑被拆,被迫迁入蓝宅花厅过渡,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好些年。蓝宅花厅其实并不知是何许人的宅第,也不清楚原来是多大规模,只留下一座小小的花厅。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座花厅之精美,完全不亚于三坊七巷后来被评为省保、国保的一些名人故居。大概也算是“命好”,若不是白真人庙“侵占”,蓝宅花厅也不会当了多年里乌塔脚下唯一的“普通古建筑”。

乌塔与脚下的白真人庙

拆迁后,这一地区闲置了数年,直到2002年以2.58亿元被出让给冠亚集团开发商业地产。随后,开发商在乌塔保护范围内大兴土木,并擅自对塔基实施基础加固工程。

2004年9月5日,即冠亚广场开工后3个月,福建师范大学62名专家、教授联名致函国家文物局、建设部,呼吁拯救福州历史文化古迹。信中涉及乌塔内容如下:“乌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建筑,“乌塔”所在地也是福州著名的风景区,应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其进行修缮保护,而不能掺入太多现代化的内容。但是按规划,其将被缔造成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旅游、居住六位一体的福州首座全生活购物中心,这不仅将破坏其原有的风貌,对“乌塔”的生存也将构成严重威胁。

冠亚广场初期方案效果图

直至2005年7月,国家文物局督查组现场检查了冠亚广场对乌塔及其历史风貌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违法事件。随后政府下令冠亚广场停工,福州市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对冠亚房地产公司处以人民币50万元罚款,福州市建设部门责成施工单位免去相关工程负责人职务并吊销项目经理资格证书。

15个月后,一份降层露塔的设计方案原则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的审批,据冠亚集团介绍,该方案减少建筑面积1.8万平米,损失达2亿元。

如今可从文庙看到乌塔

2008年冠亚广场建成后,乌塔周边原址保留的部分文物建筑先后得到修复,如石塔会馆、邓拓故居、高爷庙、澹庐等等,并对社会开放。而南关白真人庙和蓝宅花厅依然落魄地蜷缩在乌石山东麓,鲜有人知晓其中蕴藏的精美园林,成为乌塔东西轴线上一个显著却又隐蔽的角落。

福州老建筑百科站长nenva当时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纪实帖子《福州乌塔轮回祭:一座古塔的消亡》,梳理了乌塔和冠亚广场的命运起落。而今又十年过去了,白真人庙终于迁走了,当年在地产开发中幸存的蓝宅花厅却再也等不到重焕光彩的那一天。

就在近日,网友发现蓝宅花厅突然被夷为平地。

废墟上,挖掘机还保持着最后工作的姿态,旁边半堵老墙上还挂着些许旧时园林的灰塑,墙下原本假山鱼池的位置变得空落落的,更不用说花厅上的雕梁画栋,连一点踪影都寻找不见。唯见一旁的微微倾斜的乌塔,终于又多露出了一点点,以这种方式。

蓝宅花厅不是没有机会的。

2007年至2011年,鼓楼区在“三普”中,将暂放在蓝宅花厅内的南关白真人庙碑刻登记为文物,而对作为临时安置场所的古建筑园林未予理会。彼时白真人庙迁入已达十余年。2014年至2015年,福建省普查历史建筑,2017年,福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单公布,蓝宅花厅仍然榜上无名。蓝宅花厅就此错过了得到法律法规保护的机会,成了旧改、立改怎么改都名正言顺的“违建物”。

当老领导把“冠亚广场事件”的解决看作是三坊七巷保护的前奏的时候;当《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启动修编的时候;当福州入选第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城市的时候,蓝宅花厅的消失,分明的告诉我们,现在的福州与当年那个让阮仪三急得上电视奔走呼告的城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很可惜,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或许掠不起一丝波澜,或许很快就会被淡忘,“历史并不会重复,但它会押韵。”

乌塔走入新的轮回。

三泰上寨:一座被遗忘的闽清寨堡

​一年前,我在查找寨堡类建筑资料的时候,发现一篇2001年《武汉大学学报》上的论文:《闽清寨堡初探》。在同类选题论文中,这可能算是开先河之作,就算是如今大热的永泰庄寨,也没有多少像样的论文出现,更不用说闽清了。

根据摘要,论文“以闽清‘三太(泰)上寨’为例, 论述了福建闽清寨堡民居形成原因与建筑形态特点,并与当地大宅院民居比较,展示了寨堡民居的艺术魅力。”自上寨所处的金沙镇开始,论文叙述了多山丘而少平原的地理环境,地偏远而多匪患的社会环境,中原人口和文化的南迁带来的影响,聚族而居、封闭农耕的生活习惯,简要而清晰地分析了寨堡形成的原因,显示出作者传统学院派的功底,和对闽清乡土文化的熟稔。

果然,看了简介,原来作者欧颖清便是闽清本地人,当时应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难怪在千里之外关注到当时还籍籍无名的闽东寨堡,而不是当时已经火起来的福建土楼。

更慧眼独具的是选中了“三泰上寨”这座建筑。

匆匆浏览文章,还没有细读,其中第一幅钢笔手绘的配图就震撼到了我:以仰视的第一视角看去,一座浑厚的闽东寨堡建筑盘踞在山头,自下而上蜿蜒的石板路显示了山势的陡峭,直至伸进厚重深邃的寨门;石墙和土墙的比例暗示了寨堡的高大和厚重,拔出屋面的马鞍墙却有展翅飞翔之势;四面环绕的斗窗铳口窥视着山下的环境;背景连绵的远山更衬托出不可侵犯的固若金汤之感。

论文中的仰视角手绘图

寨堡建筑,多据险而守,更筑以高墙,高屋建瓴,以御外敌。类似选址的有福清东关寨、闽清娘寨、永泰和城寨等。他们沿着寨堡外墙设一圈无障碍的环形跑马道,以便观察敌情和迅速反应,内部拱卫以与一般大厝并无太大差别的厅堂居屋,所以从高处望去,寨堡通常呈现单一的几何完形,如矩形、八角、前方后圆等。

但是三泰上寨不一样。

论文中手绘的平面图展示了上寨的独特之处。乍看上去,三个大小形状不同的矩形紧挨在一起,约莫呈“品”字形,对应三个独立又紧密的建筑单元。每个建筑单元都有各自的厅堂和护厝,建筑轴线纵横垂直而依次朝向北、东、西。从体量和天井大小可以看出,居中而朝北者为正落。连续错落的廊道空间保障通行无阻的同时维持了寨堡的整体性;大大小小的天井既提供了采光和集水,又强化了主次分明、节奏丰富的空间秩序。

论文中的上寨平面图

可是胜地不常,盛筵难复。实地踏访发现,山体以及几乎四面被五六层的村民自建房包围,如笼中之鸟,不复巍峨之势;而寨堡也难言乐观,墙倾屋颓,藤草滋长,几欲不存。

三泰上寨航拍

山体大约与烟台山(指公园处)大小相当,原有三条卵石蹬步可以上山,分别对应三落建筑单元。除此三路外,皆为峭壁而不可行。今正落一路已全部被芭蕉和杂树覆盖,不知起始。现从西侧一路上山最易,待登至山顶,看到的寨门竟不过是草莽中的一个黑洞罢了。钻入寨堡,不过是一幅荒凉破败的景象,叫人大为沮丧。人去屋空,偌大的宅院寂静无声,只能在废墟中摸索往日的华光。

被藤草覆盖的西寨门,墙体已经大部分塌毁
过去村里最大最气派的房子常常被征用,改造成公社的食堂、仓库、卫生院等,厅堂里精美的牌匾和文雅的字画没有了,被替换成鲜红的口号和语录

西落、东落和中落的厅堂。中落使用了更高规格的“进屏厅”,并设有神龛,显示了其核心的地位。

以前人常用废旧纸张糊墙,于是我们有幸看到了过去的书法习作、民国开展土地陈报的宣传告示、民国和建国早期的旧报纸……现在看竟如史料般珍贵

据山下村民介绍,这座寨堡由六兄弟合力建造(疑为“六叶”误传,论文记载为一人主造),依靠人力挑石运土,经数年乃成。虽主要用于防御,也是三太村的祖厝,周边的家森厝、家荫厝、贤聘厝等都是其子孙辈的房子,而繁衍至今,后代应有数千人之多。也正因族亲过于繁冗,已无人能够维护祖屋。而曾经居住在寨内的长辈渐渐老去,新生代的人再无念旧之情,保护更是无从谈起,只能眼看它每况愈下,渐渐消失。

上寨与村镇

早先,我颇费了些精力找寻这座寨堡,一座如此独特而庞大的建筑一直悄无声息,本身就不是乐观的信号。虽然早有乡人著述,名副其实,但上寨既“逃”过了全国文物普查,也不被历史建筑普查关注,至今没有哪怕名义上保护的迹象。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就在邻县永泰,近年极为重视传统建筑的保护,一举将十几座寨堡打包申报成为第九批省保,将来势必继续申报国保。于是,有的寨堡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从无保火箭般一跃数级升为国保,不可谓不惊人。同时,民间家族的力量不可小觑。寨堡建筑庞大,维修养护耗子巨大,非集全族力量难以支持。好在永泰这些寨堡的后人仍然团结,原先就有各自的族亲会,随着近年乡愁意识的觉醒,很快便能成立修缮理事会,完成资金和人员的筹备。然后,即使是全福州最偏远的珠峰寨,也能从几乎一片荒废已久的废墟上焕发新生。

以庄寨修复为契机,或许“乡村复兴”真的能在永泰实现?

反观闽清,此次第九批省保,哪怕不限于寨堡建筑也无一入选,难道就连一座拿得出手的都没有吗?显然不是。娘寨、冬畴寨、冬诚厝、岐庐、可霖厝、炉边上下寨……论单体论数量,完全不输永泰几分。榜上无名,是不能,还是不为?民间也好不到哪去,前年“尼伯特”台风后,闽清受灾严重,诸多大厝不同程度受损甚至倒塌。灾后,许多地方借重建之名,抢盖更高更大的楼房,弃祖宅于不顾。更有甚者,直接在倒塌的老宅厢房原址盖起新房,只需留下厅堂。洪水退去了,楼房建了起来,连村民自己都要看不下去,虽然修复,也是请草台班子糊弄了事。能够尽力原样修复的,仅见可霖厝、坡台厝等寥寥几处。

一座勉强粗暴修复的大厝里张贴的倡议书

闽清、永泰两地地理位置接近,自然条件高度相似,孕育出的建筑本是同根同源。然而两者命运竟如此殊途,真叫人唏嘘。

琼河七桥有几多

就像中国TOP3的大学有七八所,如果多留意网络资料便会发现,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琼河七桥”大概有十几座之多。

最流行的版本有二。一为“太平桥、观音桥、馆驿桥、金斗桥、二桥亭桥、板桥、广河桥”;二则“安泰桥、澳门桥、板桥、二桥亭桥、观音桥、馆驿桥、金斗桥”。此外候选选手至少还有虹桥(有两座桥曾用此名)、新桥、双抛桥、老佛殿桥、另一座太平桥、另一座观音桥等等……甚至还有说法,称版本一中太平桥、广河桥被拆毁,所以安泰桥、澳门桥增补入选,成为了版本二的“新七桥”……不得不说脑洞真大,水部太平桥、广河桥明明还在(西水关太平桥在公布市保之前就没有了),只是部分被破坏,何况按照这种标准,安泰桥、澳门桥更是看不到身影,断腿的怎么会替换抽筋的选手上场呢。

不管怎样,摆在眼前的名字已经有十几个,究竟哪七个才是真正的“琼河七桥”呢。查阅二十多年前公布的文件,并未详细列出究竟是哪七座桥,只有保护范围为“各座石桥和两岸河床五十米”,而且公布的名称仅仅是“河七桥”,而非“琼河”。这要追究起来,以上所有只有(水部)太平桥是位于如今所谓的“琼东河”之上。

真相愈加破朔迷离,真叫人头大。

只好求证于文物局。结果出人意料,最流行的两个版本竟无一正确。真正的“琼河七桥”是金斗桥、馆驿桥、双抛桥、高峰桥、板桥(老佛殿桥)、安泰桥、观音桥。高峰桥爆冷入选,种子选手二桥亭桥遗憾出局。

经过沟通了解,原来,公布的文件是打字打漏了,真正的文保名称就是“琼河七桥”。而“琼河”与现在的琼东河没有关系,而是根据文物普查时老福州的口述取用的俗称。而文物局原先是有七座桥的详细名单的,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名单缺损了一部分,所以一度造成基层文物部门、媒体和市民的混淆。后来经过当年当事文物干部的确认,确定“琼河七桥”为上述的七座石桥。

名单可能还会有些争议,比如有高峰桥为什么没有陆庄桥;有安泰桥为什么没有澳门桥;双抛桥不在一条线上怎么也有……不管怎样,一个市保的真相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高峰桥

位于福州府城西门外陆庄河上,北通柴巷,南连高峰里。建于清乾隆庚申年(西元1740年)。桥为石构平梁桥,长13.90米,宽3.64米,跨度7.50米,桥面直铺七条石坂。桥栏杆由四对望柱和六块石栏板组成,栏板长1.80米,上浮雕仙鹤、鲤鱼、麒麟、花草等图案。桥下有水闸。

(celespace摄于2002年)

原高峰桥西侧南岸有有一株古榕,向河中心倾斜,其一枝气生根飘落北岸并扎根生长,形成“脚跨河两岸、身在河中央”的奇观,俗称“人字榕”。多次遭台风破坏,先后变成“八字榕”、“一字榕”;如今连岸上的树根都寻不见了。

双抛桥

位于杨桥路雅道巷北口,始建于唐天宝十二年(西元753年),现存桥梁为清光绪二年(西元1876年)修建。单孔石拱桥,桥长9米,宽2.9米,跨度4.8米,桥拱由十九条方体石柱砌成。桥栏石柱上刻“古名合潮桥”“光绪丙午建”,桥上建有风雨廊,两开间悬山顶。

因本桥位于大航桥河与元帅庙河的交汇处,桥下河水一头通元帅庙河,一头通白马河,两河在此汇流,白马河涨,潮水汇合于此,故名合潮桥。又因本桥呈曲尺形跨越两条河流,故俗称双套桥,久而谐音为双抛桥;因桥附近有榕树隔河生长,树枝相连,有文人据此衍义为邱何殉情的悲剧故事。

1938年老地图上的双抛桥

至迟至1949年的福州老地图上,双抛桥仍然是垂直的两座桥。杨桥路多次的扩建后,仅存大航桥河上南北走向石拱桥一座,而且河流早已被覆盖不见,现在不过开发商在桥西侧设置浅水以象征罢了。

观音桥

位于西门安泰河与文藻河交汇口西,北通文藻北路,南接驿里。为单孔石拱桥,桥长8.50米,宽5.10米,跨度5.00米。桥面横铺石板15块,南端石阶四级,北端两级。桥面两侧有石护栏板六块,长度为2.40米和1.41米。在西侧中间一块栏板上,刻“观音桥”三字,每字字径达39公分。东侧拱板刻“时成化丁酉建造”,桥上有仰莲望柱四对,高0.85米。 源:

馆驿桥

位于衣锦坊西口,原五代罗城大壕上。先为木桥,明成化十四年(1478)改为石桥。因桥通三山馆驿,故名馆驿桥,俗名驿前桥。清道光十八年(1838)春,七十叟里人雨村重建为单孔石拱桥。东西走向,长7米,宽5.05米,桥面由6块石板连成。北侧桥栏板刻“馆驿桥”,南侧刻“道光戊戌年(1838)建”,望柱4对,莲花柱头。1985年修建道路时,桥面覆盖混凝土。后又做贝雷桥以通车。

金斗桥

位于文儒坊西口,是联接仓门街、通湖路的通道。此处原为唐罗城金斗门桥,后毁。清嘉庆戍寅二十三年(西元1818年)重建。 石平梁桥,东西走向,长10.2米,宽3.7米,跨度为4.7。桥东端有台阶7级,西端有台阶8级。有望柱6根,栏板4块。桥面由4条长5.4米,宽0.75米、厚0.2米石板条铺成。

今文儒坊已被通湖路拦腰截断,桥头的唐宋遗址迟迟未见端倪,至今金斗桥仍为断头桥。

板桥(老佛殿桥)

光禄坊南侧,跨于原五代罗城大濠即安泰河上,南北走向,连结玉山涧。为石梁桥,长5.35米,厚3米,桥面由四条长5.35米,厚0.37米石条架成。有石望柱、栏板。东侧桥梁刻题识:“万历壬寅年(万历三十年,西元1602年)仲春日立”。

桥南即是玉山涧老佛殿,好一幅红墙绿树白桥。惜2013年被庙方拆除。

安泰桥

位于南街,原罗城利涉门外,称利涉门桥,后名安泰桥。石拱桥,单孔,跨11米,宽6米。《榕城景物考》载:“唐天复初,利涉门为罗城南关,人烟锈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萧管从柳阴榕叶中出。”今街面早已扩大,用钢筋混凝土覆盖,石桥原构仍在其下方几十公分处。

私立协和职业学校

​福州曾有一段动荡而光辉的近代史。作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闽江的航道向外国商船开放,中西方贸易量剧增,福州一跃成为中国东南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大量的外国人涌入带来了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他们设立洋行、建起住宅、开辟洋人居留地,西洋的建筑技术从口岸登陆,于是有了烟台山的使馆洋楼,和鼓岭的避暑别墅。

当随之涌入的西方传教士登上陆地,看到的是纷纷攘攘的广大劳苦百姓,和他们一双双对陌生世界好奇又畏惧的眼睛。于是各个教会稍有立足之地,便设所布道,吸纳教徒。不仅如此,他们还开设医院、兴办学校,把西方现代的医疗技术和教育体系带入中国。其中尤为著名学校的如英华书院、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莫不是培养了一大批福州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至今师大附中、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仍然以这些教会学校为校史之源。

据史料统计,在20世纪初期福建教会学校发展的鼎盛时期,“全省教会小学和中学,已分别占公、私立小学总数的1/3和约一半”;更不用说教会大学,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不是针对谁的存在。

其中有一所在一干光彩熠熠的教会学校中并不那么突出的中等教育学校,其校址保留至今,相比私立文山女子中学、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私立寻珍女子初级中学等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迹,已算是幸运。

说来也不陌生,祭酒岭一直作为福州城西通往洪山桥路上的一处地标,而被福州人所熟知。如今宽阔繁华的杨桥西路边上,祭酒岭也不过是一个小山包,或许并没有很多人注意到,山包上岳立着一座散发着浓厚历史气息的红砖建筑,坚固沉稳。也有人曾问起,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只知道一个“协和职业学校”的名称,除此之外我们对它的身世知之甚少。

( 池志海拍摄于2012年 )

整个建筑约为长方形,高三层,第一层是一花岗岩的石砌基座;其上是两层的红砖屋身,层高颇高;屋面是中式传统的歇山顶,整个是非常经典三段式构成。建筑的风格颇类似协和大学建筑群,甚至我们怀疑他们拥有同一个设计单位。也难怪这种风格被称为教会中国式。

后来查阅资料得知,该处“协和职业学校”的校史可以追溯到清末光绪年间,基督教福州美以美会传教士孟存慈创办的培元师范学校。这位孟存慈不仅自任该校校长,后来还以神学院院长的身份为华南女子大学校舍(也就是今师大校部)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后来该学校辗转福州城内古仙桥,并改名协和师范学校,设师范科培养小学教员。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发起非基督教运动,反对外国人办学,提出宗教与教育分离,并收回教育权,促成国民政府颁布法令限制教会办学,对许多学校造成不小的冲击。在此影响下,协和师范学校一度停办8个月。

1928年学校改名为福州私立协和中学,搬迁至祭酒岭,并开始兼设农林科。1933年8月,又按照教育部颁发的职业学校规程规定,改办职业学校,称福州私立协和职业学校(简称“协职”),专办初、高级农科。说是“专办”,实际上学校的课程安排是十分全面和综合的,甚至有可能超过今天的文理分科。

“协职”的校徽,来源:7788.com

笔者找到了几份这一时期协职的试卷,包括”农作物考题”、“农村合作考题、高三肥料科考题”、“高中英语试题”、“高三农村社会参考题”、“高中毕业考试公民、数学试题”、“高三三角附解析几何季考试题”、“高中物理学毕业考试”等等等等……下面我就截取几条来给大家瞧瞧。(试卷均来源于福建省档案馆)

看来协职在通识教育和与时俱进方面还是非常注重的……

安稳的时光不长,没过几年抗战爆发,1939年“协职”迁往闽清六都,一度还试图在闽清建新校舍。1941年4月福州沦陷,“协职”被迫又迁往将乐。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协职才回到福州,此时祭酒岭校园已被敌机炸毁,只得原址重建校舍。所以,基本可以认为现在的建筑就是那时所建。

建国后,各个教会学校均由政府接管。1951~195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对当时福州市6所私立高级职业中学进行调整。其中约在1951年8月,福州私立协和职业学校与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前身为浙股、粤股蚕务学堂)合并,称为福州农业职业学校,校址仍在祭酒岭。直到1958年,福州农业职业学校划归福建农学院为其附属学校,迁址福州城门乡东塔村,此处才成为部队大院。

此后的五十多年里,校园便一直静静地立在那里,不为外人窥见,连文物普查都没有将其纳入视野范围。幸运的是,2009年公布的《福州市区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规划》和2013年公布的《福建省第一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名录》都将保存下来的两座大楼纳入保护。尤其是后者由省住建厅和省文化厅联合公布,其中遴选的建筑多数已成国家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可以说已经是接近于省级文保单位的保护名单了。

( 走失的科文拍摄于2016年 )

非常意外地,去年底有朋友说杨桥路上的这座大楼“不见了”,起初不敢相信,看到照片后才意识到,一座在全国都不多见的教会学校大楼是真的没有了。翻查了卫星影像发现,早在2016年的年中,这栋楼的位置就已经夷为平地。

(笔者拍摄于2017年 )

他是消失得那么无声无息,无可奈何。在《名录》中他是不知名的“祭酒岭近现代建筑”,他的地址是某部队内,就连拆除后新的建设项目也是一串的数字代码。想不到一家媒体可以报道他的消亡,想不到一个政府部门能够介入此事,想不到一个办法能够保证剩下一座大楼的安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这时候我们知道,的确有一些权力,是凌驾于法律和社会秩序之上的。

南禅桥道白眉厝

注:完整图文版见“福州老建筑”微信公众号

仅仅过去两年,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如今上下杭、龙岭顶北边几幢高楼正在拔地而起的地方,曾经也是一座座老宅鳞次栉比、一条条古巷百转千回的愁乡之地。

在高楼的睥睨下,可能不会注意到这里名曰南禅山——盖因闽王王审知在此建寺名为南禅寺;也很难想象,一座小山包的周围也曾水网密闭。旧时白马河不似今天这般笔直,从荷泽、西洋汇集而来的水流在浦东散为几支,其中一支穿过浦东桥向东,在洋中路前急转南下,倏而又扭头西行,流经南禅桥、通泰桥,掠过南禅山北麓,重新与主流汇合于江墘下。

在南禅桥前、水流急弯处,称为鸭蛋浦,北为田洋浦地,东有木桥通鸟弄,一座民国大厝正立于这玉带环腰处。据这里的居民说,以前房子主人为一位白眉毛老翁,所以这里被大家俗称为白眉厝。厝前大埕曾有高大的荔枝树。

仅从外观看,也不难发现察觉这里有别于一般大厝的气质。白眉厝临街五开间,正中八扇宁波门,上方饰以十个正圆,两侧开木券门,二层阁楼凸出,装饰与当中相仿,内为门头房。入石框门为主座院落,面阔三间,门廊做轩顶卷棚,设插屏门。尤为特别的是,门廊上镌刻着四段经典格言,文:

操存如青天白日
威仪如丹凤祥麟
襟怀如光风霁月
气概如乔岳泰山

出自清·金缨《格言联璧·持躬类》,将格言直接装饰在门廊上的做法,笔者目前仅见此一处。

白眉厝主座面阔三间,进深五柱,穿斗与三角架混合缝架,前有轩廊而不施藻饰,厅设牌楼面而不施一斗三升。从主座回望门廊,上方壸边位置以斗底砖及乌烟灰亦做连续正圆排列装饰,与大门呼应。两旁披舍一概民国玻璃门窗,主座两旁厢房做冰裂纹和盘长装饰。整座建筑完全不用斗栱、悬充、雀替等诸多传统支撑和装饰构件,唯截水脊与传统大厝同样塑以卷书、如意。

主座两侧封火墙外各有一间进深的附属屋舍,局部做二层阁楼,开圆窗,又形成丰富的侧面立面。

白眉厝较其它晚清民国建筑,构造更加简单利落而且实用,对装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简化,一洗清末以来繁缛的纯装饰构件,大量运用木色与白灰、图底互为映衬的手法,仅以几何图案和传统叠篆纹样点缀其间,创造出高度统一、简洁大方而又不失精致的装饰风格,展示出了厝主人前卫而雅致的审美趣味。可谓清末民国民居中的一股清流,不可多得。

后天井有门,屋后为一座两层木楼,四方形亦五开间,立面周以鱼鳞板,状似一座大型柴栏厝,殊为壮观。据说该厝与白眉厝有一定关联。

可惜,两座颇具特色的老宅先后离我们而去。白眉厝不晚于2015年1月,尽毁于拆迁。而屋后木楼残喘至2015年2月13日晚,失火焚毁。

南禅山旧改了,上下杭更新了,福州最值得玩味的一大片老城终于走进历史的故纸堆里。河流掩埋了,屋舍拆除了,山体挖平了,几座瓦砾堆中的旱桥还能告诉我们回首的方向。笋干弄、总管边、沟里巷、酒库里……南禅山曾经丰富的肌理是我们城市的沟回,进入沟回的间隙我们发现历史在每个角落抓挠的痕迹。

想起百岁生日的青年会大楼

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想起,在解放大桥头还有一处曾经福州最时髦、最壮观的会所。

在我的城市意象里,穿过嘈杂混乱的中亭街,便是用数根巨大管道架起来的解放大桥,随后又是另一处散发着陈旧审美的仿欧古堡。若不是刻意去回忆我所知道的老建筑,在这座熙熙攘攘的城市里,青年会也的确是一处看不到的角落,与华侨新村里众多的会所无异。实际上,若不是当初只有青年会的影院放映粤语版的麦兜,我根本不会有第一次踏进去的经历。

然而青年会面朝闽江,占地3000多平方米,建筑上下四层8000多平方米,内有庭院外有广场;播放过福州第一部无声电影,设立过中共的地下交通站和特别支部,岂是一般吃喝玩乐处。

而它建成至今,恰好一百年整了。

1915年,悬挂在万寿桥上的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筹款倒计时钟(来源:Manhood Factories: YMCA Architectu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Urban)
1915年,悬挂在万寿桥上的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筹款倒计时钟(来源:Manhood Factories: YMCA Architectu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Urban)

131年前,中国第一个学校青年会组织在福州英华书院成立。
111年前,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协会传教士马拉林、裨益知在福州创办基督教青年会。
104年前,时任青年会会长、64岁高龄的黄乃裳决定在苍霞洲募资筹建新会所。除黄乃裳亲自捐款45000元购置地皮外,还得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福州商界巨贾罗筱坡、张秋舫、黄占鳌等人的资助,再加上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共同筹集的资金,青年会新大楼得以在1914年动工,1916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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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仲夏,省长许世英来为青年会奠基(来源:耶鲁大学图书馆)

建成之时,青年会大楼为我国最早的综合楼之一,是近代福州双杭乃至台江的地标性建筑物。大楼内设有教室和宿舍、图书馆、会议室、西餐厅、电影院、游泳池、体育场、健身房等等,其设施之全,在民国的福州,可谓独领风骚。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应邀来到福州,十天之内便在青年会演讲六场,高谈“天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生之关系”、“国民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庐隐书中回忆曾到此观看《月宫宝盒》,“顿受新鲜的刺激”;郁达夫在顶层暂住的五六个月里,推开窗便望见月光“流照在碎银子似的闽江细浪的高头”。

从闽江上拍摄的新落成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来源:Fuzhou Protestant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从闽江上拍摄的新落成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来源:Fuzhou Protestant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此后大楼一直作为青年会的教学和活动场所,1949年教会撤退前为福州私立青年会商业职业学校(简称青商),该校是福建最早的具有商科性质的学校。建国后不久,青商被接办为公立学校,并成立福州市第十三中学(现福州市财政金融职业中专)。直到改造之前,大楼面向闽江的山花处上还留有“福州十三中学”的字样。

“福州十三中学”山花(皈依卧佛的狼摄于2008年)
“福州十三中学”山花(皈依我佛的狼摄于2008年)

多年以后,青年会大楼虽入选福州市近现代优秀建筑,但建筑“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为保护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和开发闽江沿岸的旅游资源”,2008年11月20日,一开发商中标投资修复青年会大楼,并获得使用权,将大楼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场所对外经营,期限20年。并于2011年10月11日开业,命名为“青年会1912”。

四年多过去了,青年会似乎并未实现当初新闻中的“时尚消费体验中心”,也没有成为“环闽江的旅游黄金带”中的重要节点。虽然建筑前设立了偌大的广场,青年会却并未成为福州古老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新建的商业大厦创造了全新的城市尺度,当人们适应了5米以上的商业层高,曾经的宏伟也变得渺小。即使是一旁财经学校90年代的教学楼,也足以睥睨这座曾经闽江地标。从街道望去,抬高的广场遮住了建筑的基座,广场也不是简单的广场,诸多临时性的商业涌入,只给建筑留下忽隐忽现的一瞥。

从解放大桥看青年会大楼
从解放大桥看青年会大楼

而在广场上,也没能给青年会大楼一个展示的界面。恰恰相反,人们已经很难看清这座百年大楼的真实面貌,因为它的建筑立面几乎完全被广告牌和金属装饰板遮蔽。建筑面对广场的一侧,通过立面改造而成为建筑新的主入口和正立面;而它曾经留下无数影像的、真正的“正面”,已经被掩藏在防洪堤(围墙)和钢架的背后,从一张面对闽江的肖像转变为汲取闽江景观的餐馆露台。

青年会的奠基石藏在角落,我看到这座城市的记忆远不如广告灯箱来得显眼。曾经的入口台阶早已消失不见,连后来的“福州十三中学”山花也变成酒吧内景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化作尘霾。

平台的下方,被设计成架空的停车场,与青年会大楼之间,形成一条狭长的巷道,建筑的入口从上方架桥而入。这让我想起宁波美术馆的改造案,相似的空间组合。

宁波美术馆原址为宁波轮船码头,面向姚江的两个登船栈桥被保留下来,成为两个观景平台。而地面也是开放的,没有高大围墙的阻拦、和钢架的威吓,值得观赏的展示和休息的座椅得以实现,即使也停车,仍然欢迎人们到此散步和回忆。

拿大师的美术馆来和“消费中心”来比较公共性,多少有一些不公平。但当我看到学校教职工、排球队、网球队、篮球队、国术团、公民教育训练团都曾身着制服,在这座建筑的大台阶上留影的时候,我感到这座城市中某种先锋的、有追求的、关心社会的东西又消失了一点;而且这些东西想要在这里再次发生的可能,也已经没有了。大桥头,闽江畔,青年会所拥有的比肩宁波美术馆的潜力,在八年前已经被杀死。

青年会团体历年的合影
青年会团体历年的合影(来源:福州市档案馆)

有时候我也会想起,这座大楼竟然同时是优秀近现代建筑和不可移动文物。我本希望如此体量恢弘、名人辈出、见证了无数历史事件的珍贵遗产,能够评上更高等级的文保单位,得到更好的修缮和保护,成为城市历史和空间的双重地标。如今看来是不可能了。

“自强之基”和“道义之门”都不在了。当资本试图榨干文化遗产最后一丝丝商业价值的时候,我不知道对于城市,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发展;还是遗憾。

古烟台遗址

谈谈烟台山公园的天宁阁

有幸在参加了烟台山公园改造提升方案的研讨会,有机会体察城市演变的逻辑,及其背后多方意见角逐的过程。

研讨会上汇报了烟台山公园最新的设计方案。公园将在现状的基础上改造提升,而其中的焦点话题,自然是酝酿许久的“天宁阁”要不要上、如果上应该做成什么样。从方案中看,天宁阁将会类似于镇海楼坐落于一个如城门般的基座上,再以三到四层的楼阁,拔出烟台山的天际。其夺人眼球,不言而喻。

烟台山旧版效果图
烟台山旧版效果图,网络图片

我能够理解,一个地标对于城市历史中轴线最南端的收尾意义,对于提升城市区域意象的强化作用,以及对于政府业绩的彰显效果。在这个层面上,一个隐藏在树林里的“古烟台”,显然是无法承担这么重大的任务的。

古烟台遗址
古烟台遗址

诚然,现在的烟墩只是九十年代的一个仿制品,但这并不妨碍它已经成为烟台公园的核心标志物和纪念物。按照现有的方案,天宁阁雄踞了烟台山的整个山顶,与现状的烟墩遗址必然是水火不容、有你无我。如果选择烟墩让位,那么即使是在新建的天宁阁边重新做一个烟墩,也有被天宁阁喧宾夺主的危险,就像是天宁阁脚下的一个小香炉一般。这对于烟台山在城市中的意象是十分不利的。市民和游客会困惑,这是烟台山公园呢,还是天宁阁公园?我甚至可以想象,游客在高大的天宁阁上看烟墩,像对脚边的纸篓一样朝烟墩里投垃圾,那场面简直不能更荒诞。

那么是不是一定要一个庞然大物才能成为地标,我认为思路完全可以再开阔一些。打个比方说,如果现在在烟台山顶,有一棵森林公园榕树王一半那么大的古榕,它都能成为烟台山的地标而完全不需要再做建设。我的意思是说,地标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并不一定是建筑物。纽约世贸大厦倒了,没有选择盖新楼,而是做了两个大瀑布,重要的时候两道光柱射向天穹,那效果堪称神来之笔。

世贸大厦911遗址(图片来源:维基百科、新华社)
世贸大厦911遗址(图片来源:维基百科、新华社)

即使是做一个建筑物,是不是一定要建这么一个硕大的天宁阁,我认为也是有待商榷的。现在这个仿古建筑作为打造文化历史地标的手段,显得太保守太刻板了。方案中还提到要与周边新建的楼盘去攀比去争锋,则显得文化不自信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仓前山的天际线在清末时候,以天安堂为最高潮,是十分优美而舒畅的。现在这个天际线已经完全被破坏,尤其是福高和海军的大楼。那么再做一个天宁阁,只会让这个天际线更加混乱,作为地标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仿古的建筑,虽然易于理解,但难以在审美观念不断演变的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具有时代性的建筑,才能成为空间和时间上的双重地标。是不是可以用当代的手法、当代的材料,去表达和继承烟台山的历史文化内涵、彰显时代特色和前卫的审美眼光,甚至是不是叫天宁阁都可以再作考虑,这或许是更好的方案。当然这也是分考验建筑设计师的功力。

总的来说,以现在方案中这个尺度硕大的天宁阁,我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至于会上还讨论烟台山改造的其它方面,就不赘述了。

新的个人LOGO

原来我有一个LOGO,三个叉的,红绿蓝,大约是刚刚上高一的时候随意划出来的。一直以来我都说不清那三个叉究竟有什么含义,跟我起的网名一样。大概是有一些反叛的意思吧。用久了也就无所谓, 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符号。看到我的LOGO,也就是看到我,网络上的我,更确切地说,在一个抽象空间中具象的我。

不过我还是对那三个叉不满意。它太过随意,只是用PS的笔刷涂鸦,没有经过良好的设计,构不成完整的图形,没有参照,也难以维护更新。怀有这种想法很久了。大约三四年前就开始。只不过是因为我懒,或者拖延,迟迟未能开工。

原来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设计也算是劳动密集型工作。难道设计不是依靠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问题、缜密的思维去剖析问题、丰富的创造力和一时迸发的灵感去解决问题吗?我始终没能完成新LOGO的原因是我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Idea,驱使我一鼓作气、一气呵成地去完成这个设计。

结果,从前天开始动笔,到昨天下午全部完成也就不到两天而已。

好吧,其实也没有那么高不可攀。问题就在眼前,看你去不去正视它了。

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原来的三个叉太散,我需要一个完形的、可以作为Icon的图形。它应该有一个能够被控制的几何形态,一种可以被把握的逻辑规则,以至于今后随着我的阅历增长还能去完善它。同时它还不能凭空产生,要与我或者至少我的某一部分具有一定清晰的关系,所以才能成为我的个人LOGO。但我也不愿完全丧失与那用了近七年的旧LOGO的联系。所以就有了:

LOGO设计过程

“Z”是我的网名首字母,可以说就是我名字的一部分;“X”就是取自旧的LOGO。组合出来的图形简单几何而易于感知,并且还有一定的发挥空间。

接下来就要做视觉上的设计了。近年来流行扁平化,微软做得最早最彻底,完全是马赛克;苹果最迟,彻底颠覆其以往的拟物设计,色彩鲜亮明快;Google最得我心,先是Holo风格后有Material Design,扁平的图形又不失体量感,其手法也不过是几道阴影和渐变,有四两拨千斤之感。

微软、Google、苹果的图标风格

配色沿用了原来的红绿蓝,添了一色选了黄,正好和chrome的配色撞了,被人一下看出来。

LOGO的三个方案

最后选的方案三,因为其逻辑最自洽。之后便是进一步润色,添加渐变、修改阴影,尤其是头一回用AI,要打参考线、对齐像素,小尺寸还要重绘,以便LOGO更专业而称职(笑)。顺便做了一个单色版以备特别用途。

LOGO最后成品

总的来说,自己对这个LOGO还是比较满意,大致符合我现在的水平。只是有点科技感太强,像互联网产品的图标。作为个人LOGO,太过于理性,少了些随意个性的感觉。这种感性的东西太难把握并准确地用图形表达出来。等我将来功力深了再做改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