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开身份的壳

外国的黑帮片中经常能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黑帮分子、黑帮老大往往有很好的家庭教养,在家里对父母毕恭毕敬,是家里的好儿子、好丈夫。他妈喊他回家吃意大利面,于是他就马上回去了。但是,出了家门他们将就变成了凶神恶煞的黑手党人,看谁不顺眼就要杀他。

问题是,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哪一个才更接近他的本性?是家里的好儿子;还是街头的黑帮恶人?

这并不是电影里才有的戏剧冲突。却是一件在我们身边很普遍的事情。

我曾在微博上看到一名仓山某派出所的民警,他会抱怨工作太多,会喊累,会为夜里赶来寻找走失亲人的群众而辛苦着急。然而我也看到有次他说,要去拆迁现在作保卫工作。我就很难将他的形象与那些我们所惯常所闻的、在拆迁现场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拆迁队重合起来。

或许有些事实就是这样吧。或许他们在生活中本就是好朋友、好丈夫、好爸爸;但在工作中,在那个时刻的那个现场,他们就可能变成一副完全不同的模样。在那里,他们就成了我们想象中的典型形象,譬如驱打小贩的城管,譬如野蛮拆迁的拆迁队;成为了他们所穿制服的一部分,代表一种与之俱来的理所当然和威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过是被制度所绑架的可怜人罢了。

高二的班主任,在班上是个不折不扣的独裁专政者。“没什么可商量的,就是这样!”她经常在班会课上板着苦瓜脸这么说。然而在课下,在办公室,她又可以是因为手机滑落而惊得蹦起来、用娇滴滴的声音跟新婚不久的老公打电话的小女人。这种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下的人的反差,时常会给我带来一种难以言说的诧异的感觉,让我对一个人的感观印象愈渐模糊起来。或许在她看来,在课堂上,就得用非常的手段才镇得住全班。

至于我呢,我得承认自己有一段“不光彩”的过去。那时我还在六年级,正是05年反日情绪最高正的时候。那时我的确算个愤青。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亢奋而不需要理智。“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关键在于这个“庇护所”。在“中国人”、“爱国者”这些身份下,我们每一个人、一整个国家都可以获得一种无与伦比的强烈的认同感——虽然有时我们称之为凝聚力,从而我们放弃思考,放下自己,把自己变成这个身份的一部分。

在刚出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一无所有、孑然一身,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却要带着无数本不属于我们的身份,非要一个身份证明,才算走完这一生。

没有什么能证明一个真实的你,身份就更不能了。

“我是谁?”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思考,也是在这样严肃认真的思考中,我们才可能找到我们自己。

至于是好儿子还是黑帮恶人?大概哪一个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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